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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

翻译 原文

  ○范平 文立 陈邵 虞喜 刘兆 氾毓 徐苗 崔游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续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韦謏 范弘之 王欢

  昔周德既衰,诸侯力政,礼经废缺,雅颂陵夷。夫子将圣多能,固天攸纵,叹 凤鸟之不至,伤麟出之非时,于是乃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修 《春秋》,载籍逸而复存,风雅变而还正。其后卜商、卫赐、田、吴、孙、孟之俦, 或亲禀微言,或传闻大义,犹能强晋存鲁,籓魏却秦,既抗礼于邦君,亦驰声于海 内。及嬴氏惨虐,弃德任刑,炀坟籍于埃尘,填儒林于坑阱,严是古之法,抵挟书 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遗。汉祖勃兴,救焚拯溺,粗修礼律,未遑俎豆。逮于孝 武,崇尚文儒。爰及东京,斯风不坠。于是傍求蠹简,博访遗书,创甲乙之科,擢 贤良之举,莫不纡青拖紫,服冕乘轩,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晋绅 之士,靡然向风,余芳遗烈,焕乎可纪者也。洎当涂草创,深务兵权,而主好斯文, 朝多君子,鸿儒硕学,无乏于时。

  武帝受终,忧劳军国,时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训卒厉兵,务农积谷,犹复 修立学校,临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赞惟新,郑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参朝 政,子真以好礼居秩宗,虽愧明扬,亦非遐弃。既而荆扬底定,区寓乂安,群公草 封禅之仪,天子发谦冲之诏,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时。惠帝缵戎,朝昏政弛, 衅起宫掖,祸成籓翰。惟怀逮愍,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元帝运钟百六, 光启中兴,贺、荀、刁、杜诸贤并稽古博文,财成礼度。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 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明皇聪睿,雅爱流略,简文玄嘿,敦悦丘坟,乃招集学徒, 弘奖风烈,并时艰祚促,未能详备。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 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 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郑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传,其余编之于左,以续前史《儒林》云。

  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也。其先铚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平研 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吴时举茂才,累迁临海太守,政有 异能。孙晞初,谢病还家,敦悦儒学。吴平,太康中,频征不起,年六十九卒。有 诏追加谥号曰文贞先生,贺循勒碑纪其德行。

  三子:奭、咸、泉,并以儒学至大官。泉子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 余卷。远近来读者恆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 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仕至尚书。蜀平,举秀才, 除郎中。泰始初,拜济阴太守,入为太子中庶子。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 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诏曰: “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贞清实,有思理器干。前济在阴,政事修明。后事东宫,尽辅 导之节。昔光武平陇蜀,皆收其贤才以叙之,盖所以拔幽滞而济殊方也。其以立为 散骑常侍。”蜀故尚书犍为程琼雅有德业,与立深交。武帝闻其名,以问立,对曰: “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禀姓谦退,无复当时之望,不以上闻耳。”琼闻之曰: “广休可谓不党矣,故吾善夫人也。”时西域献马,帝问立:“马何如?”对曰: “乞问太仆。”帝善之。迁卫尉。咸宁末,卒。所著章奏诗赋数十篇行于世。

  陈邵,字节良,东海襄贲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学征为陈留内史,累迁 燕王师。撰《周礼评》,甚有条贯,行于世。泰始中,诏曰:“燕王师陈邵清贞洁 静,行著邦族,笃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悦典诰,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笃儒教。 可为给事中。”卒于官。

  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吴征虏将军。喜少立操行, 博学好古。诸葛恢临郡,屈为功曹。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 镇江左,上疏荐喜。怀帝即位,公车征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贺循为司空,先达贵 显,每诣喜,信宿忘归,自云不能测也。

  太宁中,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复下诏曰:“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 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 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 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喜辞疾不赴。咸和末,诏公卿举贤良方 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恆举喜为贤良。会国有军事,不行。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 “臣闻二八举而四门穆,十乱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阐,有自来矣。方今圣德钦明, 思恢遐烈,旌舆整驾,俟贤而动。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 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 高枕柴门,怡然自足。宜使蒲轮纡衡,以旌殊操,一则翼赞大化,二则敦励薄俗。” 疏奏,诏曰:“寻阳翟汤、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 往虽征命而不降屈,岂素丝难染而搜引礼简乎!政道须贤,宜纳诸廊庙,其并以散 骑常侍征之。”又不起。

  永和初,有司奏称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初 毁主,内外博议不能决。时喜在会稽,朝廷遣就喜谘访焉。其见重如此。

  喜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 《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年七十六卒,无子。 弟豫,自有传。

  刘兆,字延世,济南东平人,汉广川惠王之后也。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 受业者数千人。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 门庭数十年。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 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 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 《公羊》、《谷梁》,解诂皆纳经传中,硃书以别之。又撰《周易训注》,以正动 二体互通其文。凡所赞述百余万言。

  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 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既进,踞床问兆曰:“闻君大学,比何所作?” 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问之。兆说疑毕,客曰:“此易解耳。”因 为辩释疑者是非耳。兆别更立意,客一难,兆不能对。客去,已出门,兆欲留之, 使人重呼还。客曰:“亲亲在此营葬,宜赴之,后当更来也。”既去,兆令人视葬 家,不见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耀、育、脐。

  氾毓,字稚春,济北卢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时 人号其家“兒无常父,衣无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贫有志业。父终,居于墓所三 十余载,至晦朔,躬扫坟垅,循行封树,还家则不出门庭。或荐之武帝,召补南阳 王文学、秘书郎、太傅参军,并不就。于时青土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 惟毓不蓄门人,清静自守。时有好古慕德者谘询,亦倾怀开诱,以一隅示之。合 《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肉刑论》,凡是述造七万余言。年七十一 卒。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为郡守。曾祖华,有至行。 尝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为魏尚书郎,以廉直见 称。苗少家贫,昼执锄耒,夜则吟诵。弱冠,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钧受业,遂为儒 宗。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性 抗烈,轻财贵义,兼有知人之鉴。弟患口痈,脓溃,苗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抚 养孤遗,慈爱闻于州里,田宅奴婢尽推与之。乡邻有死者,便辍耕助营棺郭,门 生亡于家,即敛于讲堂。其行己纯至,类皆如此。远近咸归其义,师其行焉。郡察 孝廉,州辟从事、治中、别驾、举异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征,并不就。武惠时计 吏至台,帝辄访其安不。永宁二年卒,遗命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 瓦器而已。

  崔游,字子相,上党人也。少好学,儒术甄明,恬靖谦退,自少及长,口未尝 语及财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为氐池长,甚有惠政。以病免,遂为废 疾。泰始初,武帝禄叙文帝故府僚属,就家拜郎中。年七十余,犹敦学不倦,撰 《丧服图》,行于世。及刘元海僭位,命为御史大夫,固辞不就。卒于家,时年九 十三。

  范隆,字玄嵩,雁门人。父方,魏雁门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 岁,又丧母,哀号之声,感恸行路。单孤无缌功之亲,疏族范广愍而养之,迎归教 书,为立祠堂。隆好学修谨,奉广如父。博通经籍,无所不览,著《春秋三传》, 撰《三礼吉凶宗纪》,甚有条义。惠帝时,天下将乱,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 耕稼,夜诵书典。颇习秘历阴阳之学,知并州将有氛祲之祥,故弥不复出仕。与上 党硃纪友善,尝共纪游山,见一父老于穷涧之滨。父老曰:“二公何为在此?”隆 等拜之,仰视则不见。后与纪依于刘元海,元海以隆为大鸿胪,纪为太常,并封公。 隆死于刘聪之世,聪赠太师。

  杜夷,字行齐,庐江灊人也。世以儒学称,为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贞素, 居甚贫窘,不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寓居汝颍之间,十 载足不出门。年四十余,始还乡里,闭门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时三察孝廉,州命 别驾,永嘉初,公车征拜博士,太傅、东海王越辟,并不就。怀帝诏王公举贤良方 正,刺史王敦以贺循为贤良,夷为方正,乃上疏曰:“臣闻有唐畴咨,元凯时登; 汉武钦贤,俊彦响应,故能允协时雍,敷崇盛化。伏见太孙舍人会稽贺循、处士卢 江杜夷履道弥高,清操绝俗,思学融通,才经王务。循宰二县,皆有名绩,备僚东 宫,忠恪允著。夷清虚冲淡,与俗异轨,考槃空谷,肥遁匿迹。盖经国之良宝,聘 命之所急。若得待诏公车,承对册问,必有忠谠良谟,弘益政道矣。”敦于是逼夷 赴洛。夷遁于寿阳。镇东将军周馥,倾心礼接,引为参军,夷辞之以疾。馥知不可 屈,乃自诣夷,为起宅宇,供其医药。馥败,夷归旧居,道遇兵寇。刺史刘陶告卢 江郡曰:“昔魏文侯轼干木之闾,齐相曹参尊崇盖公,皆所以优贤表德,敦励末俗。 征士杜君德懋行洁,高尚其志,顷流离道路,闻其顿踬,刺史忝任,不能崇饰有道, 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艰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县五吏,恆营恤之,常以市租 供给家人粮廪,勿令阙乏。”寻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导遣吏周赡之。元帝为丞相, 教曰:“今大义颓替,礼典无宗,朝廷滞义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 事。处士杜夷栖情遗远,确然绝俗,才学精博,道行优备,其以夷为祭酒。”夷辞 疾,未尝朝会。帝常欲诣夷,夷陈万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与夷书曰:“吾 与足下虽情在忘言,然虚心历载。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宁论常仪也!”又除 国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国子祭酒杜夷安贫乐道,静志衡门,日不暇给,虽原 宪无以加也。其赐谷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执经问义。夷虽逼时命,亦未尝 朝谒,国有大政,恆就夷谘访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请退。诏曰:“先王之道将坠 于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刘、杨。搢绅之徒景仰轨训,岂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则焉!” 太宁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大鸿胪,谥曰贞子。夷临终,遗命子晏曰:“吾少不出 身,顷虽见羁录,冠舄之饰,未尝加体,其角巾素衣,敛以时服,殡葬之事,务从 简俭,亦不须苟取矫异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于世。

  晏仕至苍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节。惠帝时,俗多浮伪, 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潜,右卫将军。

  董景道,字文博,弘农人也。少而好学,千里追师,所在惟昼夜读诵,略不与 人交通。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 《三礼》之义,专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永平中,知天下将 乱,隐于商洛山,衣木叶,食树果,弹琴歌笑以自娱,毒虫猛兽皆绕其傍,是以刘 元海及聪屡征,皆碍而不达。至刘曜时出山,庐于渭汭。曜征为太子少傅、散骑常 侍,并固辞,竟以寿终。

  续咸,字孝宗,上党人也。性孝谨敦重,履道贞素。好学,师事京兆杜预,专 《春秋》、《郑氏易》、教授常数十人,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又修陈杜律,明 达刑书。永嘉中,历廷尉平、东安太守。刘琨承制于并州,以为从事中郎。后遂没 石勒,勒以为理曹参军。持法平详,当时称其清裕,比之于公。著《远游志》、 《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龙之世,季龙 赠仪同三司。

  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 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励学, 博涉多闻,以慎密自居。少与乡人臧寿齐名,下帷读书,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览 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年四十四,始补中书舍 人,在西省侍帝。虽不口传章句,然开释文义,标明指趣,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 之。迁散骑常侍,犹处西省,前后十年,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多所匡益,甚见宠 待。帝宴集酣乐之后,好为手诏诗章以赐侍臣,或文词率尔,所言秽杂,邈每应时 收敛,还省刊削,皆使可观,经帝重览,然后出之。是时侍臣被诏者,或宣扬之, 故时议以此多邈。及谢安薨,论者或有异同,邈固劝中书令王献之奏加殊礼,仍崇 进谢石为尚书令,玄为徐州。邈转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庙迭毁礼,皆有证据。

  豫章太守范宁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并使假还,讯问官长得失。邈与 宁书曰:

  知足下遣十五议曹各之一县,又吏假归,白所闻见,诚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广 其视听。吾谓劝导以实不以文,十五议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辞讼,足下听断允塞, 则物理足矣。上有理务之心,则物理足矣。上有理务之心,则下之求理者至矣。日 昃省览,庶事无滞,则吏慎其负而入听不惑,岂须邑至里诣,饰其游声哉!非徒不 足致益,乃是蚕渔之所资,又不可纵小吏为耳目也。岂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 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由历试;如有所毁,必以著明。 托社之鼠,政之其害。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 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舆尸,前史所书,可为深鉴。

  足下选纲纪必得国士,足以摄诸曹;诸曹皆是良吏,则足以掌文案;又择公方 之人以为监司,则清浊能否,与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 马后未尝顾与左右言,可谓远识,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迁中书侍郎,专掌纶诏,帝甚亲昵之。

  初,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共补朝廷之阙。宁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为王国 宝所谗,出守远郡。邈孤宦易危,而无敢排强族,乃为自安之计。会帝颇疏会稽王 道子,邈欲和协之,因从容言于帝曰:“昔淮南、齐王,汉晋成戒。会稽王虽有酣 媟之累,而奉上纯一,宜加弘贷,消散纷议,外为国家之计,内慰太后之心。”帝 纳焉。邈尝诣东府,遇众宾沈湎,引满喧哗。道子曰:“君时有暢不?”邈对曰: “邈陋巷书生,惟以节俭清修为暢耳。”道子以邈业尚道素,笑而不以为忤也。道 子将用为吏部郎,邈以波竞成俗,非己所能节制,苦辞乃止。

  时皇太子尚幼,帝甚钟心,文武之选皆一时之后。以邈为前卫率,领本郡大中 正,授太子经。帝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 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邈 虽在东宫,犹朝夕入见,参综朝政,修饰文诏,拾遗补阙,劬劳左右。帝嘉其谨密, 方之于金霍,有托重之意,将进显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骁骑将军。 隆安元年,遭父忧。邈先疾患,因哀毁增笃,不逾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伤悼, 识者悲之。

  邈莅官简惠,达于从政,论议精密,当时多谘禀之,触类辩释,问则有对。旧 疑岁辰在卯,此宅之左则彼宅之右,何得俱忌于东。邈以为太岁之属,自是游神, 譬如日出之时,向东皆逆,非为藏体地中也。所注《谷梁传》,见重于时。

  邈长子豁,有父风,以孝闻,为太常博士、秘书郎。豁弟浩,散骑侍郎。镇南 将军何无忌请为功曹,出补西阳太守,与无忌俱为卢循所害。邈弟广,别有传。

  孔衍,字舒元,鲁国人,孔子二十二世孙也。祖文,魏大鸿胪。父毓,征南军 司。衍少好学,年十二,能通《诗》《书》。弱冠,公府辟,本州举异行直言,皆 不就。避地江东,元帝引为安东参军,专掌记室。书令殷积,而衍每以称职见知。 中兴初,与庚亮俱补中书郎。明帝之在东宫,领太子中庶子。于时庶事草创,衍经 学深博,又练识旧典,朝仪轨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并亲爱之。王敦专权,衍 私于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彦,搜扬才俊,询谋时政,以广圣聪。”敦闻而恶之, 乃启出衍为广陵郡。时人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虽郡邻接西贼,犹教诱后进, 不以戎务废业。石勒尝骑至山阳,敕其党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视职期月, 以太兴三年卒于官,年五十三。

  衍虽不以文才著称,而博览过于贺循,凡所撰述,百余万言。

  子启,卢陵太守。

  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学不及衍,涉世声誉过之。元帝以为主簿,转参军,稍 迁侍中,徙太子左卫率,卒,追赠太仆。

  范宣,字宣子,陈留人也。年十岁,能诵《诗》《书》。尝以刀伤手,捧手改 容。人问痛邪,答曰:“不足为痛,但受全之体而致毁伤,不可处耳。”家人以其 年幼而异焉。少尚隐遁,加以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 礼》。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亲没,负土成坟,庐于墓侧。太尉郗鉴命为主簿,诏 征太学博士、散骑郎,并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宅,宣 固辞之。庾爰之以宣素贫,加年荒疾疫,厚饷给之,宣又不受。爰之问宣曰:“君 博学通综,何以太儒?”宣曰:“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 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与易’。”宣 言谈未尝及《老》《庄》。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 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 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

  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 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恆 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年五十四卒。著《礼》《易论难》 皆行于世。

  子辑,历郡守、国子博士、大将军从事中郎。自免归,亦以讲授为事。义熙中, 连征不至。

  韦謏,字宪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学,善著述,于群言秘要之义,无不综览。 仕于刘曜,为黄门郎。后又入石季龙,署为散骑常侍,历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 又征为廷尉,识者拟之于、张。前后四登九列,六在尚书,二为侍中,再为太子太 傅,封京兆公。好直谏,陈军国之宜,多见允纳。著《伏林》三千余言,遂演为 《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记世事数十万言,皆深博有才义。

  至冉闵,又署为光禄大夫。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 謏谏曰:“今降胡数千,接之如旧,诚是招诱之恩。然胡羯本为仇敌,今之款附, 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变起须臾,败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 而况千乎!愿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深思圣五苞桑之诫也。”闵志在绥抚,锐于 澄定,闻其言,大怒,遂诛之,并杀其子伯阳。

  謏性不严重,好徇己之功,论者亦以是少之。尝谓伯阳曰:“我高我曾重光累 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为我对,正值恶抵。”伯阳曰:“伯阳之不肖,诚如尊 教,尊亦正值软抵耳。”謏惭无言。时人传之,以为嗤笑。

  范弘之,字长文,安北将军汪之孙也。袭爵武兴侯。雅正好学,以儒术该明, 为太学博士。时卫将军谢石薨,请谥,下礼官议。弘之议曰:

  石阶藉门廕,屡登崇显,总司百揆,翼赞三台,闲练庶事,勤劳匪懈,内外佥 议,皆曰与能。当淮肥之捷,勋拯危坠,虽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时立功,石亦 与焉。又开建学校,以延胄子,虽盛化未洽,亦爱礼存羊。然古之贤辅,大则以道 事君,侃侃终日;次则厉身奉国,夙夜无怠;下则爱人惜力,以济时务。此数者, 然后可以免惟尘之议,塞素餐之责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则论道,唱言无忠国之谋, 守职则容身而已,不可谓事君;货黩京邑,聚敛无厌,不可谓厉身;坐拥大众,侵 食百姓,《大东》流于远近,怨毒结于众心,不可谓爱人;工徒劳于土木,思虑殚 于机巧,纨绮尽于婢妾,财用縻于丝桐,不可谓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国之所去 也。

  先王所以正风俗,理人伦者,莫尚乎节俭,故夷吾受谤乎三归,平仲流美于约 己。自顷风轨陵迟,奢僭无度,廉耻不兴,利竞交驰,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绝其流。 汉文袭弋绨之服,诸侯犹侈;武帝焚雉头之裘,靡丽不息。良由俭德虽彰,而威禁 不肃;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罚其违,亡贬其恶,则四维必张,礼义行矣。

  案谥法,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曰襄墨公。

  又论殷浩宜加赠谥,不得因桓温之黜以为国典,仍多叙温移鼎之迹。时谢族方 显,桓宗犹盛,尚书仆射王珣,温故吏也,素为温所宠,三怨交集,乃出弘之为余 杭令。将行,与会稽王道子笺曰:

  下官轻微寒士,谬得厕在俎豆,实惧辱累清流,惟尘圣世。窃以人君居庙堂之 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聪明内照,亦赖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尧,以启辟为 首;咎繇谟禹,以侃侃为先,故下无隐情之责,上收神明之功。敢缘斯义,志在输 尽。常以谢石黩累,应被清澄,殷浩忠贞,宜蒙褒显,是以不量轻弱,先众言之。 而恶直丑正。其徒实繁,虽仰恃圣主钦明之度,俯赖明公爱物之隆,而交至之患, 实有无赖。下官与石本无怨忌,生不相识,事无相干,正以国体宜明,不应稍计强 弱。与浩年时邈绝,世不相及,无复藉闻,故老语其遗事耳,于下官之身有何痛痒, 而当为之犯时干主邪!

  每观载籍,志士仁人有发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怀知阳愚负情曲从者,所用虽 异,而并传后世。故比干处三仁之中,箕子为名贤之首。后人用舍,参差不同,各 信所见,率应而至,或荣名显赫,或祸败系踵,此皆不量时趣,以身尝祸,虽有硁 硁之称,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艰难,斯谈 实过。下官知主上圣明,明公虚己,思求格言,必不使尽忠之臣屈于邪枉之门也。 是以敢献愚诚,布之执事,岂与昔人拟其轻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尽忠而已, 不应复计利钝,事不允心则谠言悟主,义感于情则陈辞靡悔。若怀情藏意,蕴而不 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于明君,明君所以致法于群下者也。

  桓温事迹,布在天朝,逆顺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岂或异!凡厥黔 首,谁独无心!举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顿笔按气,不敢多云。桓温于亡祖, 虽其意难测,求之于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为温吏,推之情礼,义兼 他人。所以每怀愤发,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寻之。王珣以下官议殷浩谥,不宜暴 扬桓温之恶。珣感其提拔之恩,怀其入幕之遇,托以废黜昏暗,建立圣明,自谓此 事足以明其忠贞之节。明公试复以一事观之。昔周公居摄,道致升平,礼乐刑政皆 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圣,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犹复遽避君位,复子明辞。 汉之霍光,大勋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万机。故能君臣俱隆,道迈千岁。若温 忠为社稷,诚存本朝,便当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还万机,退守籓屏?方提 勒公王,匡总朝廷,岂为先帝幼弱,未可亲政邪?将德桓温,不能听政邪?又逼胁 袁宏,使作九锡,备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从,惟谢安、王坦之以 死守之,故得稽留耳。会上天降怒,奸恶自亡,社稷危而复安,灵命坠而复构。

  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 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复不于今大明国典,作制 百代,不审复欲待谁?先王统物,必明其典诰,贻厥孙谋,故令问休嘉,千岁承风。 愿明公远览殷周,近察汉魏,虑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又与王珣书曰:

  见足下答仲堪书,深具义发之怀。夫人道所重,莫过君亲,君亲所系,忠孝而 已。孝以扬亲为主,忠以节义为先。殷侯忠贞居正,心贯人神,加与先帝隆布衣之 好,著莫逆之契,契阔艰难,夷嶮以之,虽受屈奸雄,志达千载,此忠贞之徒所以 义干其心不获以已者也。既当时贞烈之徒所究见,亦后生所备闻,吾亦何敢苟避狂 狡,以欺圣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怀知己之小惠,欲以幕府之小节夺名教之 重义,于君臣之阶既以亏矣。尊大君以殷侯协契忠规,同戴王室,志厉秋霜,诚贯 一时,殷侯所以得宣其义声,实尊大君协赞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 感温小顾,怀其曲泽,公在圣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叶,领军之基一构 而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丧气,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则非忠,语 子则非孝。二者既亡,吾谁畏哉!

  吾少尝过庭,备闻祖考之言,未尝不发愤冲冠,情见乎辞。当尔之时,惟覆亡 是惧,岂暇谋及国家。不图今日得操笔斯事,是以上愤国朝无正义之臣,次惟祖考 有没身之恨,岂得与足下同其肝胆邪!先君往亦尝为其吏,于时危惧,恆不自保, 仰首圣朝,心口愤叹,岂复得计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纯臣,子骏 以下委质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顺,后人亦已鉴其成败。每读其事,未尝不临文痛 叹,愤忾交怀。以今况古,乃知一揆耳。

  弘之词虽亮直,终以桓、谢之故不调,卒于余杭令,年四十七。

  王欢,字君厚,乐陵人也。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 虽家无斗储,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而谓之曰:“卿不 闻硃买臣妻邪?”时闻者多哂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至慕容晞袭伪号,署为 国子博士,亲就受经。迁祭酒。及晞为苻坚所灭,欢死于长安。

  史臣曰:范平等学府儒宗,誉隆望重,或质疑是属,或师范攸归,虽为未及古 人,故亦一时之俊。若仲宁之清贞守道,抗志柴门;行齐之居室屡空,栖心陋巷; 文博之漱流枕石,铲迹销声;宣子之乐道安贫,弘风阐教:斯并通儒之高尚者也。 而邈协和主相,刊削繁辞,可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舒元入参机务,明主赏其博 闻;出莅边隅,犷狄钦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论,不避朝权,贬石抵温,斯为当矣, 遂乃厄三怨,以至陵迟,悲夫!

  赞曰:郁郁周文,洋洋汉典。炙輠流誉,解颐飞辩。雅诰弗沦,微言复显。爰 及晋代,斯风逾阐。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父傅燮,是汉代的汉陽太守。父亲傅干,是魏国的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孤苦贫寒,博学,很会写文章,懂得乐律。性格刚强正直,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郡里任为计吏,两次推举为孝廉,太尉征召,都不就任。参加州考中了秀才,任郎中,与东海缪施都因当时的美名而被选为著作郎,撰集魏书。后来参知安东、卫军军事。转任温县县令,又升迁为弘农太守。掌管典农校尉之职。居官称职,多次上书陈奏,辅正很多。五等制建立后,封为鹑觚男爵。武帝司马炎当晋王时,曾委任他为散骑常侍。等到武帝受禅继位,晋级为子爵,加官驸马都尉。

  武帝刚即位,广泛采纳直言,开通不忌讳的言路,傅玄跟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官之职。傅玄上疏说:“我听说先王君临天下,申明弘大教化,增加礼义风节;教化在朝廷兴盛,公议就在下面流行,上下共同奉行,人人怀有仁义之心。灭亡了的秦朝荡灭先王典制,用苛法统治,仁义之心就衰亡了。近代魏武帝曹操喜欢法术,于是天下看重刑名;魏文帝曹丕仰慕通晓事理,于是天下轻视守节。从此以后朝纲不能统理,因而空虚无用放诞不羁的议论充斥朝野,致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议论,亡秦的弊病又在今天复发。陛下的道德至高无上,王朝兴起,承继帝位,弘扬尧舜的教化,广开正言直谏的道路,体验夏禹的节约俭朴,综合商周的典章杂文,我只有感叹而已,还打算说什么呢!只是没有推荐志操高远彬彬有礼的臣子,来敦厚风节;没有罢黜虚伪卑鄙的小人,以惩戒不恭敬的臣子,我因此还敢有话说。”诏书答复说:“推荐志操高远有礼义之臣,这是当今尤其重要的事。”于是让傅玄草拟诏书献上。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舜举荐五臣,无为而治,这是因为用人得到了要领。因为天下各种官职杂乱,不可不审察得到合适的人。不得到合适的人,一天就浪费不少资财,何况累积时日呢?《尚书·皋陶谟》上说:“不要空置百官”,是说职位不能长久废弃。那些病了一百天还不痊愈的人,应当让他离职,给他优厚的礼遇俸秩供奉他,病愈之后再用。臣下在朝不会废弃职位,国家,没有闲官的拖累,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

  我听说前代帝王按士农工商分工来治理国事,各有一业而事情不同。士人以上的子弟,为他们建立太学教育他们,选择圣明的老师教导他们,按他们各自的才能优劣授职任用。农业要使粮食丰收,工业要使器具充足,商贾要使货物流通。所以天下很大,百姓很多,没有一个人会空着手。分工的办法是如此的周密完备。而汉代魏代没有固定的分工,百官的子弟不学习五经六艺而从事交游,还不懂得做事就坐享朝廷俸禄;农业工业多有废弃,有的追逐暴利而离开他的正事;白白在太学挂名,却没听到过先王的教化。现在圣明的政治开始,可汉朝魏朝的失误没有改变,散官多而没设学校,不务正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工业制作的器物不尽合适用。我认为赶快制定制度,统一规划天下若干人为士人,使他们足以充当各种官吏;若干人是农民,使他们劳动三年足有一年的储备粮;若干人当工人,使得各种器具充足;若干人经商,足以使货物流通而已。尊崇儒道崇尚学术,以农业为贵,以商业为贱,这都是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事务。

  先前皇甫陶上奏,要求任命散官的事都经过考核,让他们亲自耕种,让天下享受粮食充足的好处。夏禹后稷,亲自务农,福祚流传后世,因此《礼记》中的《明堂》《月令》篇记载了天子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躲避齐庄公的灾祸,也到海滨耕种。从前的圣明帝王,贤能俊杰之士,都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天子授人官职,对那些多余闲散没有事做的官员,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没有理由放纵他们坐吃百姓的粮食。现在文武百官已经很多,而拜官不在其职的还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种庄稼,又是农民的一半,这样面朝南坐食俸禄的人是前朝的三倍。让闲散多余的官员务农,收纳他们的租税,私人也得到实利,而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家家的粮食充足,当儿子的就孝顺,做父亲的就慈爱,当兄长的就友爱,当弟弟的就孝悌。天下丰衣足食,那么仁义教化不用命令就已实行。为政的关键,按照总人数来设置官员,分工到人授以职事,士农工商的分工是时刻都不能废弃的。如果不能精确制定相应的制度,就应考核天下的文武官员,能为长官辅佐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都让他们务农。至于百工商贾中有多余的人,也都让他们从事农业。像这样务农,有什么不充足呢?《尚书·舜典》中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低劣升迁优异的人。”可见九年之后才有升迁的次第。所以居官时间久,才会想到建立良好的教化;居官时间短,就会争着干一些有政绩的事。六年期限,时间不长,贬黜或升迁都不够周密。皇甫陶所上奏之事,合乎古代礼制。

  儒家学术,是王政的首事。遵从儒道,看重儒业,重视儒士选拔,尚且还担心教化不能推崇;现在竟然又不以儒学为当务之急,我怕一天天衰落却还没察觉。孔子说过:“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如此说来,那么尊重儒道的人,不只是尊重儒家的书而已,而要尊重儒家的人。所谓看重儒业,是不胡乱教育那些不合儒道的人;所谓重视儒士选拔,是不要胡乱任用不从儒道的人。像这样,学校教育大纲就确立了。

  书上奏后,皇帝下诏说:“两位常侍所论很诚恳,可以说你们是想补益时事。可是主管的人大抵以常制来裁决,怎能不使你们抒发愤懑呢?两位常侍所论,有的列举了大纲而条目不详备,也可让他们裁制,然后让五曹尚书、二仆射、宗令等八座官员共同研究以求缜密。大凡关系到人君的言论,是臣子最难办的。而国君如果不能虚心采纳,就只会使自古以来的忠心之臣和直谏之人万分感慨,以至于闭口不语。每每想到这些,没有不叹息的。所以上次诏书要求臣下敢于直言,不要有所中止,差不多可以启发昏昧补正过失,永保帝位。如果言论有些可取,心情合乎忠诚,即使文辞有错误,言语有得失,都应当宽宥饶恕。古人尚且不拒绝别人背后议论批评,何况都是值得采纳的意思呢?近来孔..、綦毋騄都判为轻慢之罪,我之所以都宽恕了他们,正是要使天下人知道我大晋朝不必忌讳言论。”不久将傅玄升迁为侍中。

  当初,傅玄推荐皇甫陶,等到入朝后两人就有抵触,傅玄因政事与皇甫陶争执,争吵声喧哗,被有司陈奏,两人都获罪免官。

  泰始四年(268),任命为御史中丞。当时多有水涝旱灾,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圣明帝王承继天命,天时不一定没有灾害,因此尧有九年水灾,商汤有七年旱灾,只不过能用人事赈济它罢了。所以洪水滔天都能避免淹没,地不长草却不困乏。我想陛下您道德操行圣明,现时小小的水旱灾害,百姓没有大的饥荒,下发敬天命的诏书,寻求符合天意的言论,像夏禹商汤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同周文王一样谨慎小心,不敢怠慢。我很高兴,上疏陈述应该做的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现在耕种的人务求多种却因干旱不能成熟,白白浪费劳力没有收成。另外从前士兵用官府的牛,官府得收成的十分之六,士兵得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施行已久,众心安定。现在一旦减少用官府牛的分成比例,官府得十分之八,士卒得十分之二;用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十分之七,士兵得十分之三,人人失其所得,一定都不高兴。我以为雇佣士兵用官府的牛给他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那么天下士兵都欢欣鼓舞,爱惜粮食,就没有损农弃业的忧患了。

  第二件事是:由于二千石俸禄的官吏虽然承奉致力农业的诏书,但还是不尽心尽责以获地利。从前汉代因开垦农田不务实,验证后诛杀二千石俸禄的官吏用十计算。我认为应该重申汉代的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都用死刑督促他们。

  第三件事是:魏代以来,没有留意兴修水利,先帝统领百官,把执掌河堤的分为四部,连同本部共有五位河堤谒者,因为水利事关重大,跟农事一并兴起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现在河堤谒者只有一个人,管理天下各地水利,无法考虑周全。我看河堤谒者车谊也不懂水利形势,可转任别的职务,再选了解水利的人代替他。可以分为五部,使他们各自精通分掌的职事。

  第四件事是:古代以一百方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所差超过一倍。近代魏朝开始抽田税,不求多收田亩,但求休整劳力,所以白田收到十多斛,水田收几十斛。近来,一天天增加田亩的赋税,而种田的士兵更厉害,劳力不能休整,甚至一亩几斛以上,有的还不够偿还成本。并不是跟从前的天地不同,横遭灾祸,其弊病正是由于务求田亩增多而不休整劳力。我私下看到河堤谒者石恢很精于水利和农田,知道利弊,请求中书召见石恢,仔细寻问农业水利的得失,一定会有所补益。

  第五件事是:我认为胡夷之族是人面兽心,不与华夏相同,鲜卑族最厉害。当初邓艾只想取得一时利益,没有考虑到后患,使鲜卑族几万人散居在民间,这必然会有灾祸。秦州刺史胡烈一向对西方有恩,现在胡烈前往,各种胡人虽然已没有作乱,必将消除,但兽心难保不发,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如果以后有动乱的迹兆,胡烈的计谋能制伏他们。只是担心胡虏刚刚被征讨所困,就会向东逃到安定,向西逃到武威,表面上降服,能够騷动时还是騷动。这两郡不受胡烈控制,那么凶恶的胡人东西都有窟穴缓冲漫游,所以以后再生祸患,是没有办法禁止的。应该在高平川再设一郡,让安定西州的都尉征募乐意迁徙的百姓,大量免除徭役之数来补充,打通北行道路,渐渐充实边境。最好考虑这两郡和所置的郡都统一属于秦州,使胡烈能够统管边境事宜。

  诏书说:“得到所陈奏的应办之事,谈到农事的得失和水利官员的兴废,以及安定边境抗御胡夷政事宽严的事、陈述周详完备,一应俱全,这的确是治国的根本大事,当今的迫切任务。论述都正确,深知你忠心王室,你要更广泛地思考应做之事,并把情况告诉我。”

  泰始五年(269),任太仆。当时连年五谷不登,西羌胡人騷扰边境,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傅玄应答皇帝所问,陈述事理恳切率直,虽没有全部施行,但时常被宽容。转任司隶校尉。

  献皇后在弘训宫驾崩,设立祭丧的位置。按旧制,司隶应在端门外面就坐,在众卿之上,独坐一席。进入宫殿,按本品的官秩在众卿之下,按次序坐,与人同坐一席。而谒者认为弘训宫是在殿内,把傅玄的位置设在卿位之下。傅玄大怒,大声呵叱谒者。谒者假称是尚书安排的,傅玄面对百官大骂尚书并下了席。御史中丞庾纯上奏傅玄大不敬,傅玄自己上表又不符事实,坐罪免官。然而傅玄天性严峻急躁,遇事不能有所宽容;每次有奏疏检举,或遇天晚,便手捧奏章,整饬冠带,焦躁不安地不睡觉,坐着等天亮。于是那些无官职的王公贵族畏惧屈服,尚书顿生威风。不久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叫刚。

  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其后虽然显达富贵,但著述没有荒废。撰述著作评论治国的三教九流以及三史旧事,评断得失,各为条例,书名叫《傅子》,分为内、外、中三篇,共有四部、六录,合共一百四十首,几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余卷流行于世。傅玄当初写成内篇,儿子傅咸交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的信中说:“看到您所著的书,言辞宏富道理齐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重视儒家教化道义,足以堵塞杨朱、墨翟学说的放浪形迹,可以跟往古的荀况、孟轲相比并。每次开卷,没有不感慨叹息的。‘不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他,现在才知道比不上’。真是这样啊!”

  后来追封为清泉侯,儿子傅咸继承爵位。

  傅咸字长虞,刚正简直有大节。风度品行严整,见多识广聪慧明达,疾恶如仇,推举贤能,乐善好施,经常仰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喜欢写文论,虽然文采不够绚丽,但言论可为鉴戒。颍川的庾纯常常感叹说:“傅长虞的文章与诗人的创作接近了。”

  咸宁初年(275),继承父亲的爵位,拜为太子洗马,累迁为尚书右丞,出朝任冀州刺史,后母杜氏不肯随傅咸前往,于是傅咸上表请求免职。三旬之后,改任为司徒左长史。当时武帝注意政事,下诏向朝臣访求政事好坏。傅咸上书说:“陛下身处最显贵的地位,却干布衣所做的事,亲自日理万机,辛苦操劳到太陽偏西。从前的帝王,亲自干微薄的事,以利天下,也不会超过陛下。但是自泰始初(265)创基到如今,十五年了,而军队国家不够充实,百姓不够富裕,一个年成不好,便有饥荒出现,的确是因为官职太多事务冗杂,免除徭役的人又多又滥,蚕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我因愚昧粗疏,愧居本职,每每见到诏书思虑百姓年成的饥馑,没法补益,万分惭愧,岂敢不竭尽愚虑,回答皇上的询问呢?从前有四位都督,现在加上监军,就超过十人。夏禹划分土地,分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原来的一倍,住户人口只比得上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就更多。空空的校尉牙门,无益于宫中警卫,却凭空设置军府,动辄有几百个。五等诸侯,又设置官属。各种宠幸的给养,都从百姓中拿出。一人不种田,就有人受饥饿,现在不种田的,不计其数。纵使五谷丰收,也仅仅能满足青黄相接;突然有灾患,便供养不上。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先合并官职,简省琐事,宁息差事,停止徭役,上下齐心,致力农业生产。”

  傅咸在任多能主持公道。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书说: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转移养病处所,不能接待宾客,请求让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多天后又上疏让孔毓继续当中正。司徒三次推辞不受理,夏侯骏仍坚持己见。傅咸认为夏侯骏褒贬随心所欲,便上奏罢免他的大中正之职。司徒魏舒与夏侯骏有姻亲关系,屡次推托不签署,傅咸据理力争费尽口舌。魏舒最终不同意,傅咸于是独自上书。魏舒上奏说傅咸毁谤过激,不够正直,下诏让他转任车骑司马。

  傅咸见世俗奢侈,又上书说:“我认为衣食难以生产,如果不节约使用,没缘由不缺乏。所以先王风化天下,吃肉穿帛,都有定制。我私下认为奢侈浪费,比天灾还厉害。古时候帝尧只有茅草屋,现在的平民百姓却竞相建宽大的房屋;古时候大臣没有精美的食物,现在的商人竖子都能饱餐美味佳肴;古时候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而今奴婢妻妾都穿戴绫罗绸缎;古时候大夫才有车骑,现在低贱的奴隶也驾轻车骑肥马。古时候人口稠密地域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现在土地宽广人口稀少却忧虑不足,是因为奢侈。想时俗节俭,应当禁止奢侈;奢侈不禁止,便会竞相比高。以前毛王介任吏部尚书,没人敢穿漂亮衣服、吃美味食物。魏武帝感叹到:‘我的法令不如毛尚书。’假使各部的用心,都像毛王介一样,风俗的改变,确实不是困难的事情。”又议论把县里的监狱移到郡,以及应当建立两社,朝廷都同意了。迁任尚书左丞。

  惠帝司马衷继位,杨骏辅佐朝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随时而变,礼义随时而宜,天子不实行居丧之制已很久了。因为世风更加衰落,政事不可代为治理,所以虽然处在哀痛的服丧期间,还要亲自日理万机。到汉文帝刘恒时,他认为天下庞大,服丧太重难以持久,于是制定了下葬后就除服。武皇帝司马炎大孝敦厚,也随时除服,制定守心丧三年,至于日理万机的大事,则忙得没有空闲的时候。现在圣上想把政事交给你,让他守丧自居,这虽然是谦让的态度,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很合适。其不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万民仰慕敬戴天子,如果听命太宰,恐怕遮蔽了天光。人心既然如此,那么你处在摄政地位也不会容易。我私下认为治丧已经完毕,你应当想到兴废的时宜。周公是圣人,且不能避免毁谤。由此推断,周公任职已经不容易处理,何况现在圣上的年龄不是周成王的年龄呢?我得意忘言,话语不容易说透。如果你能觉察到我的诚意,话语又哪在乎多呢?”当时司隶荀恺的堂兄死了,自己上表赴丧,诏书同意还没下达,荀恺便拜访杨骏。傅咸因此上奏说:“死丧是令人哀戚的,兄弟之丧更令人伤怀,荀恺同堂去世,也才几天,天子怜悯,同意他临丧。诏书还没下就去辞行,拜访要人,急于表现谄媚的恭敬,并无友爱兄弟的真情。应当从重贬黜,以崇尚风俗教化。”天子以为杨骏管理朝政,有诏下问,杨骏很害怕。傅咸又给杨骏写信,讽谏切直,杨骏稍稍收敛,逐渐产生不满。便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该贬斥正直的人出任外官,才得以中止。

  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跟傅咸友好,他给傅咸写信说:“江海的流水波涛滚滚,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天下是个大器物,不可能很明白,而我看你是每件事都想弄明白。你生性痴呆,却想明了官事,而官事也是不容易明白的。明了官事正该痴呆,又是痛快的事。左丞总领朝廷,辅正八座公卿百官,此位不容易居。以你的任性直言而又处在不易居的职位,就更不容易了。想得头疼,所以陈述如上。”傅咸答复说:“卫公说,用酒色杀人,这比作正直之人更厉害。因贪酒色而死,个人不后悔。事先害怕因正直招致灾祸,这是由于心地不正直,想把苟且偷生当作聪明圣哲罢了!自古以来因正直招致祸患的人,应是自己矫枉过正,或者不够忠诚允当,要用极度的严酷树立声誉,所以遭致忿恨。哪有诚恳尽忠而被嫉妒憎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为御史中丞。

  当时是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傅咸致书说:“我认为商朝的太甲、周朝的成王时值年幼,所以才会有伊尹、周公辅政的事情。前代圣贤尚且免不了被怀疑,何况现在的臣属本非圣人,君王也非孺子,怎么可以仿效伊尹周公的旧事呢!君主居丧,听命于太宰,杨骏无礼,却想当伊尹周公,自以为可以辅佐朝政,安定天下,所以致死。他的罪行已不可胜数,这是殿下你目睹了的。杨骏遭讨伐,出自天子的圣明,孟观、李肇只是参与知道密旨罢了。至于评论功劳,应当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是几千户的大县侯爵,圣上因为诛杀杨骏莫大欢欣,所以论功行赏宁可优厚,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是群臣下属应当权衡的实情。可是现在却由此鼓动怂恿,东安公封为王,孟观、李肇都封为郡公,其余封为侯、伯、子、男,虚妄加封之后,又使三等破格升迁。这种显赫的气势,震动大地,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封赏。没有功劳却厚加封赏,就没有谁不高兴国家有灾祸,因为灾祸兴起又会有大功了。人们以祸乱为乐,哪还有个极限呢!这种作法,都出自东安公。殿下就任后,自当有办法纠正它。用大道使之正,众人还有什么愤怒呢?众人所愤怒的,只在于不公平罢了。如今都在背地议论,没有谁不大失所望。我愚钝,不只是失望而已,还私下感到忧虑。另外,声讨杨骏的时候,殿下你还在朝廷之外,委实不曾参与。现在要委以重任,所以让殿下论功。论功的事,实在不容易处置,不如坐观其利弊得失,就有居位正直的事实了。”

  傅咸又因司马亮辅政专权,便上谏言:“杨骏有让国君震动的威势,委任亲戚,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现在你居职辅政,应纠正这种过失。我觉得应该静心养神,有大的得失,便维持处理,除了大事,一律抑制遣散。四次拜访贵府以及平时经过您的门前,总见官宦车马,充塞街道,这种夙习,也应止息。另外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没有感动上苍,先帝驾崩,夏侯长容应该引咎自责,可是现在却自求请命的功劳,你竟任命他为少府。我私下认为,夏侯长容是你的姻亲,所以才至如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因害怕群犬的叫声,于是就不可依从了。我的为人,就是不能当面阿谀顺从,背后又有诽谤之言。原来曾经触犯杨骏,几乎身遭祸害,何况对殿下,自当有所珍惜。先前随驾,你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韩非子所说的触犯人君如同触摸龙倒生的鳞片的话吗?而你竟然在触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我自知所陈述的,的确是在不停止地触摸猛兽的胡须。而我之所以敢言,是希望殿下你会了解我区区之心。先前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想要尽忠;现在触摸猛兽的胡须,也不是要作恶,因而必将被宽恕。”司马亮没有采纳。夏侯长容就是夏侯骏。

  五月二十八日,下诏让百官推荐各郡县的官员补充朝官。傅咸又上书说:“我认为国家兴隆教化的关键,在于选取人才给予恰当的官职。才能不只一类,职务各有不同。例如林木,粗细曲直,各有用途。所以明察并举荐出身微贱之人,谋划咨询不论内外,内外任职,只求合宜,现在选拔任用,只推重内官;地方官举荐既已偏废,又多生枝节,人们争当朝官轻视地方任职。便成风俗。这种弊病真应该马上改正,使内官外职选拔渠道畅通而且无所偏重。使渠道畅通无所偏颇之后,如果选用不公平,就有办法重责;责罚加重,就不用担心不公平了。再说,粘住弦就不能调瑟,何况选拔人才任职又怎么可以限制呢?我想之所以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能超出众人,若不能超出众人,应按事情制裁,不用限制选用办法。选拔办法有限制,要想实行久远,恐怕也太拘泥了吧!有人认为不制定选拔办法,凭什么选拔,我听说用刑罚惩治小人,用道义要求君子,对君子的要求在内心而不在限制。正始年间(240~248),委任何晏选举,朝廷内外的各种职官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杰出的人才于此可观。所以这样,不是用限制统御,也不是凭措施招致,而是委任的原因,受委任者的担心,比限定方法更厉害。这是因为办法失误,不是自己的过失,既然过错不在自己,责备他也不用担忧,正所谓‘用刑律使人们行动统一,人们虽免于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委任之法,一是考虑罪责连及自己,二是害怕遭到怨恨诽谤。自己快意则朝廷内外称颂,自己不善则各种罪恶加身,这种使人胆颤心惊,与依靠限定法律幸免哪种更有效呢?”

  傅咸再次任本郡中正,时值继母去世离职。不久起用为议郎,并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推辞多次,都未获准。朝廷让使者到家中授职,傅咸又送还印绶。公车不为他通报,催促他就职理事。傅咸由于没有兄弟,丧祭无人主持,又再次请求,于是让他在官舍设灵位。傅咸又上表说:“我既然驽钝懦弱,不能担当重任。又加上哀丧,请假休息时日,陛下过分厚意,授予我难以胜任之职。我表白赤诚之心,冒死上报,既已违诏,最终不会改变。我虽然不能以死保全礼教,但按道义也不能回心转意,空受恩宠。以前接受严诏,任职之时,私下发誓,以死为报。因为贿赂之风流行,应该深深杜绝,务必敕令都官,以此事为首。可是经年累月,未有所获。这是因为陛下有奖励的办法,考虑到愚昧不明之人,必定死亡或系罪,所以自然掩饰检点过失以避免锋芒。在职已有时日,既没有显赫的举止,又不能应弦落鸟,谁人还会害怕?所以光禄大夫刘毅当司隶,声威震动朝廷内外,远近清正肃敬。不单是刘毅有辅助王室、尽忠君王的节操,也是由于他所陈奏的都依从,所以威风才能施展。”诏书说:“你只应想到一切都符合绳墨法度,让威风日益伸展,又哪只是一个刘毅呢?”

  当时朝廷政治宽松,豪强大族放纵恣事,交私友讠乇人情,朝野混乱。傅咸上奏罢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敬,贵戚慑威伏服。傅咸认为“圣人治理大道长久,天下才成教化。因此尧舜三年考核政绩,九年讨论升降职务。《周礼》也实行三年大比。孔子也说过:‘三年有成。’可到了近来,长吏到官署任职,不久就改任。百姓为没有固定的官员而困扰,吏卒为送旧迎新而疲劳”。当时的仆射王戎兼管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位在台辅,兼管选举,却没有使风俗宁静,聚集功绩,致使人心倾侧不安,大开浮竞之风。中郎李重、李义也不加以匡正。我请求免除王戎等人的职务。”诏书说:“政道的根本,确实应当任职长久,傅咸上奏的正确。王戎的职责在于评议事理,是我所推崇委任的,禁止免职。”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是违背典制,越位侵权,干涉了非他职权之内的事,于是上奏罢免傅咸的官职,诏书也不同意。

  傅咸上疏认为:“按照法令,御中中丞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诸事,在检校御史掌管行马的范围内,有违犯法令的人都要弹劾纠正,即使在行马范围以外,如果监司不纠查,也可弹劾。按照法令条文,行马之内违背宪法,认为是禁止防范的事,宫廷内禁止防范,外官不能执行,所以让中丞专任。现在道路桥梁没有修建,斗殴诉讼的屠夫酤客接连不断,像这类事情,中丞推卸责任于州郡长官,就是现在所谓行马之内施行禁止防范。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又何必再说行马之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能再说行马之内,内外的各种官员都叫百官,本来内外勾通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也正是禁止防范的事已对中丞说过的缘故。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诸事,实际上是共同掌管内外,不是说中丞专管内廷百官,司隶专管外廷百官,自从有司隶、中丞以来,更互奏内外百官,只是所纠察的恐怕不会有内外的限制。而解结却突然对我横加指责,我先前之所以不辩解,是希望解结的奏疏能遂我心愿。现在既然不能如愿,而敕书说只是过失罢了,而不是言所不及,因此原谅。我掌管直谏之任,应当端正自身品德来为人表率,如果有过错,我就不敢接收原谅,因此陈述一下自己的愚见。司隶和中丞共同纠责皇太子以下诸事,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谁不能纠查。如果能纠查皇太子却不能纠查尚书,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皇太子算不算是行马之内呢?如果皇太子在行马之内就能纠查他,而尚书在行马之内却不能纠查,没有这个道理。道理本来很明白,而解结却以此指责我。我可以不怨恨,而旁观者难道也不奇怪吗?我记得石公在殿上脱衣服,被司隶荀恺所奏,先帝没认为不对,当时无人说是侵位越权,现在我纠查尚书,就合当有罪吗?”傅咸累次上书都称引过去的事实,条理清晰明了,朝廷无法改动。

  吴郡的顾荣时常给他的亲戚写信说:“傅咸当司隶,刚直忠勇果敢,弹劾的奏章让人吃惊。虽不是完美的人才,而在正直方面却很可贵。”元康四年(294)死在官署,享年五十六岁。诏书赠他为司隶校尉,一套朝服,一领袭衣,二十万钱,谥号叫贞。傅咸有三个儿子:傅敷、傅日希和傅纂。大儿子傅敷继承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