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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翻译 原文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 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遭父丧,有疾, 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司空张华爱其才, 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 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 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 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或云丁仪、丁暠 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 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 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勖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太守。辞母老不 就。杜预将之镇,复荐之于帝,宜补黄散。由是授御史治书。以母忧去职。母遗言 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初,谯周尝谓寿曰:“卿必以 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寿至此,再致废辱,皆如周言。 后数岁,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

  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 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 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 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 寿又撰《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余文章传于世。

  王长文,字德睿,广汉郪人也。少以才学知名,而荡不羁,州府辟命皆不就。 州辟别驾,乃微服窃出,举州莫知所之。后于成都市中蹲踞啮胡饼。刺史知其不屈, 礼遣之。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著书四卷,拟《易》,名曰《通玄经》,有《文言》、 《卦象》,可用卜筮,时人比之扬雄《太玄》。同郡马秀曰:“扬雄作《太玄》, 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晚遭陆绩,玄道遂明。长文《通玄经》未遭陆绩、君山耳。”

  太康中,蜀土荒馑,开仓振贷。长文居贫,贷多,后无以偿。郡县切责,送长 文到州。刺史徐干舍之,不谢而去。后成都王颖引为光源令。或问:“前不降志, 今何为屈?”长文曰:“禄以养亲,非为身也。”梁王肜为丞相,引为从事中郎。 在洛出行,辄著白旃小鄣以载车,当时异焉。后终于洛。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秘,为偏将军。镇陇西。溥从父之官,专心 坟籍。时疆场阅武,人争视之,溥未尝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补尚书都令史。 尚书令卫瓘、尚书褚并器重之。溥谓瓘曰:“往者金马启符,大晋应天,宜复先 王五等之制,以绥久长。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汉魏之失也。”瓘曰:“历代叹此, 而终未能改。”

  稍迁公车司马令,除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诏学徒,移告属县曰:“学所以 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故中人之性 随教而移,积善则习与性成。唐虞之时,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废也,而云可诛,岂 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汉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 之训,废而莫修。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 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乃具为条制。于是至者七百余人。溥 乃作诰以奖训之,曰:

  文学诸生皆冠带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学庭,讲修典训,此大成之业,立德之 基也。夫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 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见,然后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 之入神也。故学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见其久而渝矣,未见久学而渝者也。

  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质,后事其色,质修色积,而染工毕矣。学亦有质,孝悌 忠信是也。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后为德。 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徒,亦颜之伦 也。又曰契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亏。斯非其效乎!

  今诸生口诵圣人之典,体闲庠序之训,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 誉日新,朋友钦而乐之,朝士敬而叹之。于是州府交命择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 含章舒藻,挥翰流离,称述世务,探赜究奇,使杨斑韬笔,仲舒结舌,亦惟才所居, 固无常人也。然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匪至匪勤,理无由济也。诸生 若绝人间之务,心专亲学,累一以贯之,积渐以进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耳, 何滞而不通,何远而不至邪!

  时祭酒求更起屋行礼,溥曰:“君子行礼,无常处也,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 而行礼于大树之下。况今学庭庠序,高堂显敞乎!”

  溥为政严而不猛,风化大行,有白乌集于郡庭。注《春秋》经、传,撰《江表 传》及文章诗赋数十篇。卒于洛,时年六十二。子勃,过江上《江表传》于元帝, 诏藏于秘书。

  司马彪,字绍统,高阳王睦之长子也。出后宣帝弟敏。少笃学不倦,然好色薄 行,为睦所责,故不得为嗣,虽名出继,实废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专精学习, 故得博览群籍,终其缀集之务。初拜骑都尉。泰始中,为秘书郎,转丞。注《庄子》, 作《九州春秋》。以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 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 不得已故也。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土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 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 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 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彪上疏定议,语在《效祀志》。后拜散骑侍郎。惠帝 末年卒,时所六十余。

  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 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 《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

  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也。世寒素。父铨,历阳令,少好学,有著述之志, 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隐以儒素自守,不交势援,博学多闻,受父遗 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 “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 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 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 《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 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 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后忘忧哉”纳喟然叹曰:“非不悦 子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荐隐。元帝以草创务殷,未遑史官,遂寝不报。

  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豫平王敦功,赐爵 平陵乡侯。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 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是后更疾隐,形于言色。预既豪族,交结权贵,共 为朋党,以斥隐,竟以谤免,黜归于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 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 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年七十余,卒于 家。

  隐兄瑚,字处仲。少重武节,成都王颖举兵向洛,以为冠军参军,积功,累迁 游击将军,与司隶满奋、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马门,以卫宫掖。时上官已纵暴, 瑚与奋等共谋除之,反为所害。

  虞预,字叔宁,征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讳,故改焉。预十二而 孤,少好学,有文章。余姚风俗,各有朋党,宗人共荐预为县功曹,欲使沙汰秽浊。 预书与其从叔父曰:“近或闻诸君以预入寺,便应委质,则当亲事,不得徒已。然 预下愚,过有所怀。邪党互瞻,异同蜂至,一旦差跌,众鼓交鸣。毫厘之失,差以 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预所大恐也。”卒如预言,未半年,遂见斥退。

  太守庾琛命为主簿,预上记陈时政所失,曰:“军寇以来,赋役繁数,兼值年 荒,百姓失业,是轻徭薄敛,宽刑省役之时也。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 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 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 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訾。愚谓 宜勒属县,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 又今统务多端,动加重制,每有特急,辄立督邮。计今直兼三十余人,人船吏侍皆 当出官,益不堪命,宜复减损,严为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纪瞻到,预 复为主簿,转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参军庾亮等荐预,召 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遭母忧,服竟,除佐著作郎。

  太兴二年,大旱,诏求谠言直谏之士,预上书谏曰:

  大晋受命,于今五十余载。自元康以来,王德始阙,戎翟及于中国,宗庙焚为 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 有若兹者也。

  陛下以圣德先觉,超然远鉴,作镇东南,声教遐被,上天眷顾,人神赞谋,虽 云中兴,其实受命,少康、宣王诚未足喻。然《南风》之歌可著,而陵迟之俗未改 者,何也?臣愚谓为国之要在于得才,得才之术在于抽引。苟其可用,仇贱必举。 高宗、文王思佐发梦,拔岩徒以为相,载钓老而师之。下至列国,亦有斯事,故燕 重郭隗而三士竞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虽弊,人士虽寡,十室虽寡,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骥,求则可致。而束帛未贲于丘园,蒲轮顿毂而不驾, 所以大化不洽而用雍熙有阙者也。

  预以寇贼未平,当须良将,又上疏曰:

  臣闻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拨乱之运,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战,吕望杖钺;淮 夷作难,召伯专征;玁狁为暴,卫霍长驱。故阴阳不和,擢士为相;三军不胜,拔 卒为将。汉帝既定天下,犹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钜鹿,冯唐进说,魏尚复守。 《诗》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冲之佐,岂可忽哉!况今中州荒弊,百无一 存,牧守官长非戎貊之族类,即寇窃之幸脱。陛下登阼,威暢四远,故令此等反善 向化。然狼子兽心,轻薄易动,羯虏未殄,益使难安。周抚、陈川相系背叛;徐龛 骄黠,无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

  昔葛伯违道,汤献之牛;吴濞失礼,锡以几杖,恶成罪著,方复加戮。龛之小 丑,可不足灭。然豫备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为防!为防之术,宜得良 将。将不素简,难以应敌。寿春无镇,祖逖孤立,前有劲虏,后无系援,虽有智力, 非可持久。愿陛下谘之群公,博举于众。若当局之才,必允其任,则宜奖厉,使不 顾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宠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见慢,恚欲自裁,出观 供置,然后致力。礼遇之恩,可不隆哉!

  诚知山河之量非尘露可益,神鉴之虑非愚浅所测;然匹夫嫠妇犹有忧国之言, 况臣得厕朝堂之末,蒙冠带之荣者乎!

  转琅邪国常侍,迁秘书丞、著作郎。

  咸和初,夏旱,诏众官各陈致雨之意。预议曰:

  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诚。诚信者,盖二仪所以生植万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 是以杀伐拟于震电,推恩象于云雨。刑罚在于必信,庆赏贵于平均。臣闻间者以来, 刑狱转繁,多力者则广牵连逮,以稽年月;无援者则严其槚楚,期于入重。是以百 姓嗷然,感伤和气。臣愚以为轻刑耐罪,宜速决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请。宽徭息 役,务遵节俭,砥砺朝臣,使各知禁。

  盖老牛不牺,礼有常制,而自顷众官拜授祖赠,转相夸尚,屠杀牛犊,动有十 数,醉酒流湎,无复限度,伤财败俗,所亏不少。

  昔殷宗修德以消桑谷之异,宋景善言以退荧惑之变,楚国无灾,庄王是惧。盛 德之君,未尝无眚,应以信顺,天佑乃隆。臣学见浅暗,言不足采。

  从平王含,赐爵西乡侯。苏峻作乱,预先假归家,太守王舒请为谘议参军。峻 平,进爵平康县侯,迁散骑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骑常侍,仍领著作。以年老归, 卒于家。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 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 皆行于世。所著诗赋碑诔论难数十篇。

  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祖楚,冯翊太守。父恂,颍川太守。恂在郡遇贼, 被害。盛年十岁,避难渡江。及长,博学,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 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 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 遂知名。

  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太守陶侃请为参军。庾 亮代侃,引为征西主簿,转参军。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 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 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亮纳之。庾翼代亮,以盛为安西谘议参 军,寻迁廷尉正。会桓温代翼,留盛为参军,与俱伐蜀,军次彭模,温自以轻兵入 蜀,盛领赢老辎重在后,贼数千忽至,众皆遑遽。盛部分诸将,并力距之,应时败 走。蜀平,赐爵安怀县侯,累迁温从事中郎。从入关平洛,以功进封吴昌县侯,出 补长沙太守。以家贫,颇营资货,部从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与温 笺,而辞旨放荡,称州遣从事观采风声,进无威凤来仪之美,退无鹰鹯搏击之用, 徘徊湘川,将为怪鸟。温得盛笺,复遣从事重案之,脏私锒籍,槛车收盛到州,舍 而不罪。累迁秘书监,加给事中。年七十二卒。

  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 论难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 “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 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白,而庭训愈峻。至此, 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 容俊。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 子潜、放。

  潜字齐由,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讨王国宝也,潜时在郡,仲堪逼以为谘议参 军,固辞不就,以忧卒。

  放字齐庄,幼称令慧。年七八岁,在荆州,与父俱从庾亮猎,亮谓曰:“君亦 来邪?”应声答曰:“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亮又问:“欲齐何庄邪?”放曰: “欲齐庄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 亮大奇之,曰:“王辅嗣弗过也。”庾翼子爰客尝候盛,见放而问曰:“安国何在?” 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诸孙太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 若诸庾翼翼。”既而语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终于长沙相。

  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莹,丹阳丞。宝少 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

  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 典,垂之无穷。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而纪传 不存于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陛下圣明,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 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 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元帝 纳焉。宝于是始领国史。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 迁散骑常侍,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 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 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 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 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 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 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宝既博采异 同,遂混虚实,因作序以陈其志曰: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 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 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 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 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 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 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 神道之不诬也。

  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 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宝又为《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凡数十篇,及杂文集皆行 于世。

  邓粲,长沙人。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驎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 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驎之、尚 公谓之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 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 尚公等无以难之,然粲亦于此名誉减半矣,后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职,不听, 令卧视事。后以病笃,乞骸骨,许之。粲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著《元明纪》 十篇,注《老子》,并行于世。

  谢沈,字行思,会稽山阴人也。曾祖斐,吴豫章太守。父秀,吴翼正都尉。沈 少孤,事母至孝,博学多识,明练经史。郡命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鉴辟, 并不就。会稽内史何充引为参军,以母老去职。平西将军庾亮命为功曹,征北将军 蔡谟版为参军,皆不就。闲居养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坟籍。康帝即位, 朝议疑七庙迭毁,乃以太学博士征,以质疑滞。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尚书度支郎。 何充、庾冰并称沉有史才,迁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会卒,时年五十二。 沉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汉书外传》,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 其才学在虞预之右云。

  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 以文笔著称。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江夏相袁乔深器之,数称其才于温,转西曹 主簿,亲遇隆密。

  时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执手问国家祚运修短。答曰:“世祀方永。” 疑其难言,乃饰辞云:“如君言,岂独吾福,乃苍生之幸。然今日之语自可令尽, 必有小小厄运,亦宜说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气候如此,决无忧 虞。至五十年外不论耳。”温不悦,乃止。异日,送绢一匹、钱五千文以与之。星 人乃驰诣凿齿曰:“家在益州,被命远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仁厚, 乞为标碣棺木耳。”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绢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 买棺耳。”凿齿曰:“君几误死!君尝闻前知星宿有不覆之义乎?此以绢戏君,以 钱供道中资,是听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诣温别。温问去意,以凿齿言答。温 笑曰:“凿齿忧君误死,君定是误活。然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

  累迁别驾。温出征伐,凿齿或从或守,所在任职,每处机要,莅事有绩,善尺 牍论议,温甚器遇之。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并相友善,后使至京师。简文 亦雅重焉。既还,温问:“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见。”以此大忤温旨, 左迁户曹参军。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凿齿初相见。道安 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

  初,凿齿与其二舅罗崇、罗友俱为州从事。及迁别驾,以坐越舅右,屡经陈请。 温后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继为襄阳都督,出凿齿为荥阳太守。温弟秘亦有 才气,素与凿齿相亲善。凿齿既罢郡归,与秘书曰:

  吾以去五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 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 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 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 置酒,孙坚之所陨毙,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琐琐常流, 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夫芬芳起于椒兰,清响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余风;高尚而迈 德者,必有明胜之遗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不远乎!彼 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百年之后,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乎!

  其风期俊迈如此。

  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 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 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凡五十四卷。 后以脚疾,遂废于里巷。

  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 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 人有半耳。”俄以疾归襄阳。寻而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 果。临终上疏曰:

  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怀抱愚 情,三十余年。今沈沦重疾,性命难保,遂尝怀此,当与之朽烂,区区之情,切所 悼惜,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如左。愿陛下考寻古义,求经常之表,超然远览,不 以臣微贱废其所言。论曰:

  或问:“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禅于汉,而吾子谓汉终有晋,岂实理乎?且 魏之见废,晋道亦病,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

  答曰:“此乃所以尊晋也,但绝节赴曲,非常耳所悲,见殊心异,虽奇莫察, 请为子言焉。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歭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 有偏平,而其实乱也,宣皇帝势逼当年,力制魏氏,蠖屈从时,遂羁戎役,晦明掩 耀,龙潜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难,躬蹈履霜之险,可谓危矣! 魏武既亡,大难获免,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 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岳,树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 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贰违,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 格皇天,勋侔古烈,丰规显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 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 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

  “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 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 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鞭挞华戎,专总六合,犹不见序于帝 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便可推为一代者乎!

  “若以晋尝事魏,惧伤皇德,拘惜禅名,谓不可割,则惑之甚者也。何者?隗 嚣据陇,公孙帝蜀,蜀陇之人虽服其役,取之大义,于彼何有!且吴楚僭号,周室 未亡,子文、延陵不见贬绝。宜皇帝官魏,逼于性命,举非择木,何亏德美,禅代 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虚之魏以屈于 己,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际会,必兼义勇。宣皇祖考 立功于汉,世笃尔劳,思报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倾主,德不素积,义险冰薄,宣 帝与之,情将何重!虽形屈当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 有纯臣之节,毕命曹氏,忘济世之功者也。

  “夫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是故汉高禀命 于怀王,刘氏乘毙于亡秦,超二伪以远嗣,不论近而计功,考五德于帝典,不疑道 于力政,季无承楚之号,汉有继周之业,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 可借喻于古以晓于今,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当阳秋之时,吴楚二国皆僭号之王 也,若使楚庄推鄢郢以尊有德,阖闾举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 以应天,或抚之而光宅,彼必自系于周室,不推吴楚以为代明矣。况积勋累功,静 乱宁众,数之所录,众之所与,不资于燕哙之授,不赖于因藉之力,长辔庙堂,吴 蜀两毙,运奇二纪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荡累叶之所不能除者哉!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 旷而无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暗人,受尊于微弱?配 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比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即情而恆实,取之而无惭, 何与诡事而托伪,开乱于将来者乎?是故故旧之恩可封魏后,三恪之数不宜见列。 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 哉!

  “昔周人咏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称配天之义。然后 稷勤于所职,聿来未以翦商,异于司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 君之道不正,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义未尽,故假涂以运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 节有殊。然则弘道不以辅魏而无逆取之嫌,高拱不劳汗马而有静乱之功者,盖勋足 以王四海,义可以登天位,虽我德惭于有周,而彼道异于殷商故也。

  “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汉之系周而不系秦,何至于一魏犹疑滞 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尧舜之道,欲重其国而反厝之于不胜之地,岂 君子之高义!若犹未悟,请于是止矣。”

  子辟强,才学有父风,位至骠骑从事中郎。

  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数 术无不研览。谢玄为兗州,辟从事。谯王恬为镇北,补参军。孝武世,除秘书郎, 典校秘书省。增置省职,转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尚书令王珣深相钦重,举为 祠部郎,会稽世子元显时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内外顺之,使广为议,广常以为 愧焉。元显引为中军参军,迁领军长史。桓玄辅政,以为大将军文学祭酒,义熙初, 奉诏撰车服仪注,除镇军谘议,领记室,封乐成侯,转员外散骑常侍,领著作。尚 书奏:“左史述言,右官书事,《乘》《志》显于晋郑,《春秋》著乎鲁史。自圣 代有造《中兴记》者,道风帝典,焕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 倏为畴古。臣等参详,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于是敕广撰集焉。迁骁骑将军, 领徐州大中正,转正员常侍、大司家、仍领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晋纪》,凡 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许。迁秘书监。

  初,桓玄篡位,帝出宫,广陪列,悲动左右。及刘裕受禅,恭帝逊位,广独哀 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曰:“徐公将无小过也。”广收泪而言曰:“君为宋 朝佐命,吾乃晋室遗老,忧喜之事固不同时。”乃更歔欷。因辞衰老,乞归桑梓。 性好读书,老犹不倦。年七十四,卒于家。广《答礼问》行于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训,莫近于此。若夫原始要终,纪情括性, 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然后可以茵蔼缇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即没,班马迭 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 得之乎!江汉英灵,信有之矣。允源将率之子,笃志典坟;绍统戚籓之胤,研机载 籍。咸能综缉文,垂诸不朽,岂必克传门业,方擅箕裘者哉!处叔区区,励精著述, 混淆芜舛,良不足观。叔宁寡闻,穿窬王氏,虽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国 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悠悠晋室,斯文将坠。邓粲、谢沉祖述前史, 葺宇重轩之下,施床连榻之上,奇词异义,罕见称焉。习氏、徐公俱云笔削,彰善 瘅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敢。而彦威迹沦寇壤, 逡巡于伪国;野民运遭革命,流涟于旧朝。行不违言,广得之矣。

  赞曰:陈寿含章,岩岩孤峙。彪溥励节,摛辞综理。王恧雅才,虞惭惇史。干 孙抚翰,前良可拟。邓谢怀铅,异闻无纪。习亦研思,徐非绚美,咸被简册,共传 遥祀。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父傅燮,是汉代的汉陽太守。父亲傅干,是魏国的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孤苦贫寒,博学,很会写文章,懂得乐律。性格刚强正直,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郡里任为计吏,两次推举为孝廉,太尉征召,都不就任。参加州考中了秀才,任郎中,与东海缪施都因当时的美名而被选为著作郎,撰集魏书。后来参知安东、卫军军事。转任温县县令,又升迁为弘农太守。掌管典农校尉之职。居官称职,多次上书陈奏,辅正很多。五等制建立后,封为鹑觚男爵。武帝司马炎当晋王时,曾委任他为散骑常侍。等到武帝受禅继位,晋级为子爵,加官驸马都尉。

  武帝刚即位,广泛采纳直言,开通不忌讳的言路,傅玄跟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官之职。傅玄上疏说:“我听说先王君临天下,申明弘大教化,增加礼义风节;教化在朝廷兴盛,公议就在下面流行,上下共同奉行,人人怀有仁义之心。灭亡了的秦朝荡灭先王典制,用苛法统治,仁义之心就衰亡了。近代魏武帝曹操喜欢法术,于是天下看重刑名;魏文帝曹丕仰慕通晓事理,于是天下轻视守节。从此以后朝纲不能统理,因而空虚无用放诞不羁的议论充斥朝野,致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议论,亡秦的弊病又在今天复发。陛下的道德至高无上,王朝兴起,承继帝位,弘扬尧舜的教化,广开正言直谏的道路,体验夏禹的节约俭朴,综合商周的典章杂文,我只有感叹而已,还打算说什么呢!只是没有推荐志操高远彬彬有礼的臣子,来敦厚风节;没有罢黜虚伪卑鄙的小人,以惩戒不恭敬的臣子,我因此还敢有话说。”诏书答复说:“推荐志操高远有礼义之臣,这是当今尤其重要的事。”于是让傅玄草拟诏书献上。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舜举荐五臣,无为而治,这是因为用人得到了要领。因为天下各种官职杂乱,不可不审察得到合适的人。不得到合适的人,一天就浪费不少资财,何况累积时日呢?《尚书·皋陶谟》上说:“不要空置百官”,是说职位不能长久废弃。那些病了一百天还不痊愈的人,应当让他离职,给他优厚的礼遇俸秩供奉他,病愈之后再用。臣下在朝不会废弃职位,国家,没有闲官的拖累,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

  我听说前代帝王按士农工商分工来治理国事,各有一业而事情不同。士人以上的子弟,为他们建立太学教育他们,选择圣明的老师教导他们,按他们各自的才能优劣授职任用。农业要使粮食丰收,工业要使器具充足,商贾要使货物流通。所以天下很大,百姓很多,没有一个人会空着手。分工的办法是如此的周密完备。而汉代魏代没有固定的分工,百官的子弟不学习五经六艺而从事交游,还不懂得做事就坐享朝廷俸禄;农业工业多有废弃,有的追逐暴利而离开他的正事;白白在太学挂名,却没听到过先王的教化。现在圣明的政治开始,可汉朝魏朝的失误没有改变,散官多而没设学校,不务正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工业制作的器物不尽合适用。我认为赶快制定制度,统一规划天下若干人为士人,使他们足以充当各种官吏;若干人是农民,使他们劳动三年足有一年的储备粮;若干人当工人,使得各种器具充足;若干人经商,足以使货物流通而已。尊崇儒道崇尚学术,以农业为贵,以商业为贱,这都是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事务。

  先前皇甫陶上奏,要求任命散官的事都经过考核,让他们亲自耕种,让天下享受粮食充足的好处。夏禹后稷,亲自务农,福祚流传后世,因此《礼记》中的《明堂》《月令》篇记载了天子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躲避齐庄公的灾祸,也到海滨耕种。从前的圣明帝王,贤能俊杰之士,都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天子授人官职,对那些多余闲散没有事做的官员,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没有理由放纵他们坐吃百姓的粮食。现在文武百官已经很多,而拜官不在其职的还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种庄稼,又是农民的一半,这样面朝南坐食俸禄的人是前朝的三倍。让闲散多余的官员务农,收纳他们的租税,私人也得到实利,而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家家的粮食充足,当儿子的就孝顺,做父亲的就慈爱,当兄长的就友爱,当弟弟的就孝悌。天下丰衣足食,那么仁义教化不用命令就已实行。为政的关键,按照总人数来设置官员,分工到人授以职事,士农工商的分工是时刻都不能废弃的。如果不能精确制定相应的制度,就应考核天下的文武官员,能为长官辅佐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都让他们务农。至于百工商贾中有多余的人,也都让他们从事农业。像这样务农,有什么不充足呢?《尚书·舜典》中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低劣升迁优异的人。”可见九年之后才有升迁的次第。所以居官时间久,才会想到建立良好的教化;居官时间短,就会争着干一些有政绩的事。六年期限,时间不长,贬黜或升迁都不够周密。皇甫陶所上奏之事,合乎古代礼制。

  儒家学术,是王政的首事。遵从儒道,看重儒业,重视儒士选拔,尚且还担心教化不能推崇;现在竟然又不以儒学为当务之急,我怕一天天衰落却还没察觉。孔子说过:“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如此说来,那么尊重儒道的人,不只是尊重儒家的书而已,而要尊重儒家的人。所谓看重儒业,是不胡乱教育那些不合儒道的人;所谓重视儒士选拔,是不要胡乱任用不从儒道的人。像这样,学校教育大纲就确立了。

  书上奏后,皇帝下诏说:“两位常侍所论很诚恳,可以说你们是想补益时事。可是主管的人大抵以常制来裁决,怎能不使你们抒发愤懑呢?两位常侍所论,有的列举了大纲而条目不详备,也可让他们裁制,然后让五曹尚书、二仆射、宗令等八座官员共同研究以求缜密。大凡关系到人君的言论,是臣子最难办的。而国君如果不能虚心采纳,就只会使自古以来的忠心之臣和直谏之人万分感慨,以至于闭口不语。每每想到这些,没有不叹息的。所以上次诏书要求臣下敢于直言,不要有所中止,差不多可以启发昏昧补正过失,永保帝位。如果言论有些可取,心情合乎忠诚,即使文辞有错误,言语有得失,都应当宽宥饶恕。古人尚且不拒绝别人背后议论批评,何况都是值得采纳的意思呢?近来孔..、綦毋騄都判为轻慢之罪,我之所以都宽恕了他们,正是要使天下人知道我大晋朝不必忌讳言论。”不久将傅玄升迁为侍中。

  当初,傅玄推荐皇甫陶,等到入朝后两人就有抵触,傅玄因政事与皇甫陶争执,争吵声喧哗,被有司陈奏,两人都获罪免官。

  泰始四年(268),任命为御史中丞。当时多有水涝旱灾,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圣明帝王承继天命,天时不一定没有灾害,因此尧有九年水灾,商汤有七年旱灾,只不过能用人事赈济它罢了。所以洪水滔天都能避免淹没,地不长草却不困乏。我想陛下您道德操行圣明,现时小小的水旱灾害,百姓没有大的饥荒,下发敬天命的诏书,寻求符合天意的言论,像夏禹商汤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同周文王一样谨慎小心,不敢怠慢。我很高兴,上疏陈述应该做的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现在耕种的人务求多种却因干旱不能成熟,白白浪费劳力没有收成。另外从前士兵用官府的牛,官府得收成的十分之六,士兵得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施行已久,众心安定。现在一旦减少用官府牛的分成比例,官府得十分之八,士卒得十分之二;用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十分之七,士兵得十分之三,人人失其所得,一定都不高兴。我以为雇佣士兵用官府的牛给他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那么天下士兵都欢欣鼓舞,爱惜粮食,就没有损农弃业的忧患了。

  第二件事是:由于二千石俸禄的官吏虽然承奉致力农业的诏书,但还是不尽心尽责以获地利。从前汉代因开垦农田不务实,验证后诛杀二千石俸禄的官吏用十计算。我认为应该重申汉代的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都用死刑督促他们。

  第三件事是:魏代以来,没有留意兴修水利,先帝统领百官,把执掌河堤的分为四部,连同本部共有五位河堤谒者,因为水利事关重大,跟农事一并兴起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现在河堤谒者只有一个人,管理天下各地水利,无法考虑周全。我看河堤谒者车谊也不懂水利形势,可转任别的职务,再选了解水利的人代替他。可以分为五部,使他们各自精通分掌的职事。

  第四件事是:古代以一百方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所差超过一倍。近代魏朝开始抽田税,不求多收田亩,但求休整劳力,所以白田收到十多斛,水田收几十斛。近来,一天天增加田亩的赋税,而种田的士兵更厉害,劳力不能休整,甚至一亩几斛以上,有的还不够偿还成本。并不是跟从前的天地不同,横遭灾祸,其弊病正是由于务求田亩增多而不休整劳力。我私下看到河堤谒者石恢很精于水利和农田,知道利弊,请求中书召见石恢,仔细寻问农业水利的得失,一定会有所补益。

  第五件事是:我认为胡夷之族是人面兽心,不与华夏相同,鲜卑族最厉害。当初邓艾只想取得一时利益,没有考虑到后患,使鲜卑族几万人散居在民间,这必然会有灾祸。秦州刺史胡烈一向对西方有恩,现在胡烈前往,各种胡人虽然已没有作乱,必将消除,但兽心难保不发,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如果以后有动乱的迹兆,胡烈的计谋能制伏他们。只是担心胡虏刚刚被征讨所困,就会向东逃到安定,向西逃到武威,表面上降服,能够騷动时还是騷动。这两郡不受胡烈控制,那么凶恶的胡人东西都有窟穴缓冲漫游,所以以后再生祸患,是没有办法禁止的。应该在高平川再设一郡,让安定西州的都尉征募乐意迁徙的百姓,大量免除徭役之数来补充,打通北行道路,渐渐充实边境。最好考虑这两郡和所置的郡都统一属于秦州,使胡烈能够统管边境事宜。

  诏书说:“得到所陈奏的应办之事,谈到农事的得失和水利官员的兴废,以及安定边境抗御胡夷政事宽严的事、陈述周详完备,一应俱全,这的确是治国的根本大事,当今的迫切任务。论述都正确,深知你忠心王室,你要更广泛地思考应做之事,并把情况告诉我。”

  泰始五年(269),任太仆。当时连年五谷不登,西羌胡人騷扰边境,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傅玄应答皇帝所问,陈述事理恳切率直,虽没有全部施行,但时常被宽容。转任司隶校尉。

  献皇后在弘训宫驾崩,设立祭丧的位置。按旧制,司隶应在端门外面就坐,在众卿之上,独坐一席。进入宫殿,按本品的官秩在众卿之下,按次序坐,与人同坐一席。而谒者认为弘训宫是在殿内,把傅玄的位置设在卿位之下。傅玄大怒,大声呵叱谒者。谒者假称是尚书安排的,傅玄面对百官大骂尚书并下了席。御史中丞庾纯上奏傅玄大不敬,傅玄自己上表又不符事实,坐罪免官。然而傅玄天性严峻急躁,遇事不能有所宽容;每次有奏疏检举,或遇天晚,便手捧奏章,整饬冠带,焦躁不安地不睡觉,坐着等天亮。于是那些无官职的王公贵族畏惧屈服,尚书顿生威风。不久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叫刚。

  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其后虽然显达富贵,但著述没有荒废。撰述著作评论治国的三教九流以及三史旧事,评断得失,各为条例,书名叫《傅子》,分为内、外、中三篇,共有四部、六录,合共一百四十首,几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余卷流行于世。傅玄当初写成内篇,儿子傅咸交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的信中说:“看到您所著的书,言辞宏富道理齐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重视儒家教化道义,足以堵塞杨朱、墨翟学说的放浪形迹,可以跟往古的荀况、孟轲相比并。每次开卷,没有不感慨叹息的。‘不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他,现在才知道比不上’。真是这样啊!”

  后来追封为清泉侯,儿子傅咸继承爵位。

  傅咸字长虞,刚正简直有大节。风度品行严整,见多识广聪慧明达,疾恶如仇,推举贤能,乐善好施,经常仰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喜欢写文论,虽然文采不够绚丽,但言论可为鉴戒。颍川的庾纯常常感叹说:“傅长虞的文章与诗人的创作接近了。”

  咸宁初年(275),继承父亲的爵位,拜为太子洗马,累迁为尚书右丞,出朝任冀州刺史,后母杜氏不肯随傅咸前往,于是傅咸上表请求免职。三旬之后,改任为司徒左长史。当时武帝注意政事,下诏向朝臣访求政事好坏。傅咸上书说:“陛下身处最显贵的地位,却干布衣所做的事,亲自日理万机,辛苦操劳到太陽偏西。从前的帝王,亲自干微薄的事,以利天下,也不会超过陛下。但是自泰始初(265)创基到如今,十五年了,而军队国家不够充实,百姓不够富裕,一个年成不好,便有饥荒出现,的确是因为官职太多事务冗杂,免除徭役的人又多又滥,蚕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我因愚昧粗疏,愧居本职,每每见到诏书思虑百姓年成的饥馑,没法补益,万分惭愧,岂敢不竭尽愚虑,回答皇上的询问呢?从前有四位都督,现在加上监军,就超过十人。夏禹划分土地,分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原来的一倍,住户人口只比得上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就更多。空空的校尉牙门,无益于宫中警卫,却凭空设置军府,动辄有几百个。五等诸侯,又设置官属。各种宠幸的给养,都从百姓中拿出。一人不种田,就有人受饥饿,现在不种田的,不计其数。纵使五谷丰收,也仅仅能满足青黄相接;突然有灾患,便供养不上。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先合并官职,简省琐事,宁息差事,停止徭役,上下齐心,致力农业生产。”

  傅咸在任多能主持公道。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书说: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转移养病处所,不能接待宾客,请求让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多天后又上疏让孔毓继续当中正。司徒三次推辞不受理,夏侯骏仍坚持己见。傅咸认为夏侯骏褒贬随心所欲,便上奏罢免他的大中正之职。司徒魏舒与夏侯骏有姻亲关系,屡次推托不签署,傅咸据理力争费尽口舌。魏舒最终不同意,傅咸于是独自上书。魏舒上奏说傅咸毁谤过激,不够正直,下诏让他转任车骑司马。

  傅咸见世俗奢侈,又上书说:“我认为衣食难以生产,如果不节约使用,没缘由不缺乏。所以先王风化天下,吃肉穿帛,都有定制。我私下认为奢侈浪费,比天灾还厉害。古时候帝尧只有茅草屋,现在的平民百姓却竞相建宽大的房屋;古时候大臣没有精美的食物,现在的商人竖子都能饱餐美味佳肴;古时候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而今奴婢妻妾都穿戴绫罗绸缎;古时候大夫才有车骑,现在低贱的奴隶也驾轻车骑肥马。古时候人口稠密地域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现在土地宽广人口稀少却忧虑不足,是因为奢侈。想时俗节俭,应当禁止奢侈;奢侈不禁止,便会竞相比高。以前毛王介任吏部尚书,没人敢穿漂亮衣服、吃美味食物。魏武帝感叹到:‘我的法令不如毛尚书。’假使各部的用心,都像毛王介一样,风俗的改变,确实不是困难的事情。”又议论把县里的监狱移到郡,以及应当建立两社,朝廷都同意了。迁任尚书左丞。

  惠帝司马衷继位,杨骏辅佐朝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随时而变,礼义随时而宜,天子不实行居丧之制已很久了。因为世风更加衰落,政事不可代为治理,所以虽然处在哀痛的服丧期间,还要亲自日理万机。到汉文帝刘恒时,他认为天下庞大,服丧太重难以持久,于是制定了下葬后就除服。武皇帝司马炎大孝敦厚,也随时除服,制定守心丧三年,至于日理万机的大事,则忙得没有空闲的时候。现在圣上想把政事交给你,让他守丧自居,这虽然是谦让的态度,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很合适。其不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万民仰慕敬戴天子,如果听命太宰,恐怕遮蔽了天光。人心既然如此,那么你处在摄政地位也不会容易。我私下认为治丧已经完毕,你应当想到兴废的时宜。周公是圣人,且不能避免毁谤。由此推断,周公任职已经不容易处理,何况现在圣上的年龄不是周成王的年龄呢?我得意忘言,话语不容易说透。如果你能觉察到我的诚意,话语又哪在乎多呢?”当时司隶荀恺的堂兄死了,自己上表赴丧,诏书同意还没下达,荀恺便拜访杨骏。傅咸因此上奏说:“死丧是令人哀戚的,兄弟之丧更令人伤怀,荀恺同堂去世,也才几天,天子怜悯,同意他临丧。诏书还没下就去辞行,拜访要人,急于表现谄媚的恭敬,并无友爱兄弟的真情。应当从重贬黜,以崇尚风俗教化。”天子以为杨骏管理朝政,有诏下问,杨骏很害怕。傅咸又给杨骏写信,讽谏切直,杨骏稍稍收敛,逐渐产生不满。便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该贬斥正直的人出任外官,才得以中止。

  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跟傅咸友好,他给傅咸写信说:“江海的流水波涛滚滚,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天下是个大器物,不可能很明白,而我看你是每件事都想弄明白。你生性痴呆,却想明了官事,而官事也是不容易明白的。明了官事正该痴呆,又是痛快的事。左丞总领朝廷,辅正八座公卿百官,此位不容易居。以你的任性直言而又处在不易居的职位,就更不容易了。想得头疼,所以陈述如上。”傅咸答复说:“卫公说,用酒色杀人,这比作正直之人更厉害。因贪酒色而死,个人不后悔。事先害怕因正直招致灾祸,这是由于心地不正直,想把苟且偷生当作聪明圣哲罢了!自古以来因正直招致祸患的人,应是自己矫枉过正,或者不够忠诚允当,要用极度的严酷树立声誉,所以遭致忿恨。哪有诚恳尽忠而被嫉妒憎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为御史中丞。

  当时是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傅咸致书说:“我认为商朝的太甲、周朝的成王时值年幼,所以才会有伊尹、周公辅政的事情。前代圣贤尚且免不了被怀疑,何况现在的臣属本非圣人,君王也非孺子,怎么可以仿效伊尹周公的旧事呢!君主居丧,听命于太宰,杨骏无礼,却想当伊尹周公,自以为可以辅佐朝政,安定天下,所以致死。他的罪行已不可胜数,这是殿下你目睹了的。杨骏遭讨伐,出自天子的圣明,孟观、李肇只是参与知道密旨罢了。至于评论功劳,应当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是几千户的大县侯爵,圣上因为诛杀杨骏莫大欢欣,所以论功行赏宁可优厚,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是群臣下属应当权衡的实情。可是现在却由此鼓动怂恿,东安公封为王,孟观、李肇都封为郡公,其余封为侯、伯、子、男,虚妄加封之后,又使三等破格升迁。这种显赫的气势,震动大地,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封赏。没有功劳却厚加封赏,就没有谁不高兴国家有灾祸,因为灾祸兴起又会有大功了。人们以祸乱为乐,哪还有个极限呢!这种作法,都出自东安公。殿下就任后,自当有办法纠正它。用大道使之正,众人还有什么愤怒呢?众人所愤怒的,只在于不公平罢了。如今都在背地议论,没有谁不大失所望。我愚钝,不只是失望而已,还私下感到忧虑。另外,声讨杨骏的时候,殿下你还在朝廷之外,委实不曾参与。现在要委以重任,所以让殿下论功。论功的事,实在不容易处置,不如坐观其利弊得失,就有居位正直的事实了。”

  傅咸又因司马亮辅政专权,便上谏言:“杨骏有让国君震动的威势,委任亲戚,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现在你居职辅政,应纠正这种过失。我觉得应该静心养神,有大的得失,便维持处理,除了大事,一律抑制遣散。四次拜访贵府以及平时经过您的门前,总见官宦车马,充塞街道,这种夙习,也应止息。另外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没有感动上苍,先帝驾崩,夏侯长容应该引咎自责,可是现在却自求请命的功劳,你竟任命他为少府。我私下认为,夏侯长容是你的姻亲,所以才至如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因害怕群犬的叫声,于是就不可依从了。我的为人,就是不能当面阿谀顺从,背后又有诽谤之言。原来曾经触犯杨骏,几乎身遭祸害,何况对殿下,自当有所珍惜。先前随驾,你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韩非子所说的触犯人君如同触摸龙倒生的鳞片的话吗?而你竟然在触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我自知所陈述的,的确是在不停止地触摸猛兽的胡须。而我之所以敢言,是希望殿下你会了解我区区之心。先前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想要尽忠;现在触摸猛兽的胡须,也不是要作恶,因而必将被宽恕。”司马亮没有采纳。夏侯长容就是夏侯骏。

  五月二十八日,下诏让百官推荐各郡县的官员补充朝官。傅咸又上书说:“我认为国家兴隆教化的关键,在于选取人才给予恰当的官职。才能不只一类,职务各有不同。例如林木,粗细曲直,各有用途。所以明察并举荐出身微贱之人,谋划咨询不论内外,内外任职,只求合宜,现在选拔任用,只推重内官;地方官举荐既已偏废,又多生枝节,人们争当朝官轻视地方任职。便成风俗。这种弊病真应该马上改正,使内官外职选拔渠道畅通而且无所偏重。使渠道畅通无所偏颇之后,如果选用不公平,就有办法重责;责罚加重,就不用担心不公平了。再说,粘住弦就不能调瑟,何况选拔人才任职又怎么可以限制呢?我想之所以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能超出众人,若不能超出众人,应按事情制裁,不用限制选用办法。选拔办法有限制,要想实行久远,恐怕也太拘泥了吧!有人认为不制定选拔办法,凭什么选拔,我听说用刑罚惩治小人,用道义要求君子,对君子的要求在内心而不在限制。正始年间(240~248),委任何晏选举,朝廷内外的各种职官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杰出的人才于此可观。所以这样,不是用限制统御,也不是凭措施招致,而是委任的原因,受委任者的担心,比限定方法更厉害。这是因为办法失误,不是自己的过失,既然过错不在自己,责备他也不用担忧,正所谓‘用刑律使人们行动统一,人们虽免于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委任之法,一是考虑罪责连及自己,二是害怕遭到怨恨诽谤。自己快意则朝廷内外称颂,自己不善则各种罪恶加身,这种使人胆颤心惊,与依靠限定法律幸免哪种更有效呢?”

  傅咸再次任本郡中正,时值继母去世离职。不久起用为议郎,并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推辞多次,都未获准。朝廷让使者到家中授职,傅咸又送还印绶。公车不为他通报,催促他就职理事。傅咸由于没有兄弟,丧祭无人主持,又再次请求,于是让他在官舍设灵位。傅咸又上表说:“我既然驽钝懦弱,不能担当重任。又加上哀丧,请假休息时日,陛下过分厚意,授予我难以胜任之职。我表白赤诚之心,冒死上报,既已违诏,最终不会改变。我虽然不能以死保全礼教,但按道义也不能回心转意,空受恩宠。以前接受严诏,任职之时,私下发誓,以死为报。因为贿赂之风流行,应该深深杜绝,务必敕令都官,以此事为首。可是经年累月,未有所获。这是因为陛下有奖励的办法,考虑到愚昧不明之人,必定死亡或系罪,所以自然掩饰检点过失以避免锋芒。在职已有时日,既没有显赫的举止,又不能应弦落鸟,谁人还会害怕?所以光禄大夫刘毅当司隶,声威震动朝廷内外,远近清正肃敬。不单是刘毅有辅助王室、尽忠君王的节操,也是由于他所陈奏的都依从,所以威风才能施展。”诏书说:“你只应想到一切都符合绳墨法度,让威风日益伸展,又哪只是一个刘毅呢?”

  当时朝廷政治宽松,豪强大族放纵恣事,交私友讠乇人情,朝野混乱。傅咸上奏罢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敬,贵戚慑威伏服。傅咸认为“圣人治理大道长久,天下才成教化。因此尧舜三年考核政绩,九年讨论升降职务。《周礼》也实行三年大比。孔子也说过:‘三年有成。’可到了近来,长吏到官署任职,不久就改任。百姓为没有固定的官员而困扰,吏卒为送旧迎新而疲劳”。当时的仆射王戎兼管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位在台辅,兼管选举,却没有使风俗宁静,聚集功绩,致使人心倾侧不安,大开浮竞之风。中郎李重、李义也不加以匡正。我请求免除王戎等人的职务。”诏书说:“政道的根本,确实应当任职长久,傅咸上奏的正确。王戎的职责在于评议事理,是我所推崇委任的,禁止免职。”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是违背典制,越位侵权,干涉了非他职权之内的事,于是上奏罢免傅咸的官职,诏书也不同意。

  傅咸上疏认为:“按照法令,御中中丞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诸事,在检校御史掌管行马的范围内,有违犯法令的人都要弹劾纠正,即使在行马范围以外,如果监司不纠查,也可弹劾。按照法令条文,行马之内违背宪法,认为是禁止防范的事,宫廷内禁止防范,外官不能执行,所以让中丞专任。现在道路桥梁没有修建,斗殴诉讼的屠夫酤客接连不断,像这类事情,中丞推卸责任于州郡长官,就是现在所谓行马之内施行禁止防范。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又何必再说行马之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能再说行马之内,内外的各种官员都叫百官,本来内外勾通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也正是禁止防范的事已对中丞说过的缘故。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诸事,实际上是共同掌管内外,不是说中丞专管内廷百官,司隶专管外廷百官,自从有司隶、中丞以来,更互奏内外百官,只是所纠察的恐怕不会有内外的限制。而解结却突然对我横加指责,我先前之所以不辩解,是希望解结的奏疏能遂我心愿。现在既然不能如愿,而敕书说只是过失罢了,而不是言所不及,因此原谅。我掌管直谏之任,应当端正自身品德来为人表率,如果有过错,我就不敢接收原谅,因此陈述一下自己的愚见。司隶和中丞共同纠责皇太子以下诸事,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谁不能纠查。如果能纠查皇太子却不能纠查尚书,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皇太子算不算是行马之内呢?如果皇太子在行马之内就能纠查他,而尚书在行马之内却不能纠查,没有这个道理。道理本来很明白,而解结却以此指责我。我可以不怨恨,而旁观者难道也不奇怪吗?我记得石公在殿上脱衣服,被司隶荀恺所奏,先帝没认为不对,当时无人说是侵位越权,现在我纠查尚书,就合当有罪吗?”傅咸累次上书都称引过去的事实,条理清晰明了,朝廷无法改动。

  吴郡的顾荣时常给他的亲戚写信说:“傅咸当司隶,刚直忠勇果敢,弹劾的奏章让人吃惊。虽不是完美的人才,而在正直方面却很可贵。”元康四年(294)死在官署,享年五十六岁。诏书赠他为司隶校尉,一套朝服,一领袭衣,二十万钱,谥号叫贞。傅咸有三个儿子:傅敷、傅日希和傅纂。大儿子傅敷继承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