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霸

　　国家，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君主，是天底下最有权势的地位。如果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跟君权，就会非常的安定，非常荣耀，成为聚集一切美善的源泉；如果不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会非常危险，存在很大的灾祸，有它还不如没有它好；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即使君主想做一个平民百姓也是不可能的了，齐愍王和宋康王就这样的人。所以，君主处在天下最有权势的位置，但是，他不能自行安定，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须掌握正确的治国法则。

　　所以，掌握国家的人，确立礼仪就可以掌管天下，确立信用就能够称霸，玩弄阴谋诡计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都必须慎重选择的，是仁人必须明白的。用礼义来治理国家，而不用别的东西去危害它，仁义的人决不会为了得到天下，而做一件不合乎礼仪的事情，处死一个无罪的人。他对礼义像磐石那样坚定不移，并用来约束自己的思想，把国家治理好。与他一道从事政治的人，都遵循礼义；颁布的国家法律条文，都严格遵循礼义的规定；他率领群臣急切追求的目标，都是与礼义相一致的。这样，由于道义，臣民就会敬仰他们的君主，那么基础也就得以巩固了。基础得到巩固，国家也就会获得安定，国家得以安定，天下也就得以平定。虽然孔子没有立锥之地，但他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指导约束自己的言行，一旦获得成功，他的名声就会流传于世，不被天下的人埋没。如果当今天下显赫的诸侯也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用道义衡量各种法令制度，并在政事中实行它，始终如一按照道义进行赏罚。这样，他的声望就会布散于天地之间，难道不像日月雷霆一般光明响亮吗！所以，用国家行使道义，名声很快就会显赫于天下，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起初，商汤定都亳地，周武王定都镐京，领土不过百里见方，而后来却一统天下，各地诸侯皆来臣服，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是因为他们遵从礼义。这就是说人们遵循礼义可以称王天下。

　　虽然德行没有尽善尽美，道义还没有完备，但是治理天下的条件基本具备了，惩罚、奖赏、禁止的、允许的，都能取信于天下，臣民都清楚地明白君主是值得信赖的。政令已经颁布，虽然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仍也不欺骗百姓；盟约已经签定，虽然有利有害，也不欺骗盟国。像这样，就能兵力强大，城池坚固，敌对的国家就会害怕；全国上下一致不失信用，盟国就会信赖，即使是偏远落后的国家，它的威名也能震动天下。春秋五霸就是这样。他们并不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也不是推崇礼法最，也不是特别重视礼法制度的完备，也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但他们注重方法策略，劳逸得当，注意积蓄财物，做好战斗准备，上下互相信任就如同齿牙上下相合那样紧密，因此，天下没有人敢与他作对。所以，虽然春秋五霸都是处于地处偏远的国家的国君，可是他们威震天下，他们强大的使中原国家感到危险，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能取信于天下而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确立信用就能称霸诸侯。

　　用功利来约束国人，不致力于伸张本国正义、坚守信用，而只唯利是图，对内肆无忌惮的欺诈人民以追求小利；对外肆意妄为的欺诈盟国以追求大利，对内不治理好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希望占有别人的东西。这样，那么臣民就没有不用诈骗之心对待自己君主的。君主欺诈臣民，臣民欺诈君主，这样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如果以来，敌国就会轻视它，盟国就会怀疑它，天天玩弄阴谋，国家就不免陷于危弱，甚至遭到灭亡，齐闵王、孟尝君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治理强大的齐国，不修治礼义，不实行政治教化，不用来统一天下，而是不断地以勾结别国、向外扩张。所以齐国强盛，向南足以攻陷楚国，向西足以屈服秦国，向北足以打败燕国，在中原足以攻取宋国。但当燕赵联军攻打攻打齐国的时候，就如同振摇枯树一般容易，而他们也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代人讲到恶果，就把齐国作为例证！这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不遵循礼义，一味玩弄权术阴谋的结果啊。

　　以上三种情形，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策略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策略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最沉重的担子，不可以不认真地为它选择处所，然后安置它，把国家置于险恶的处所就会危险；必须好好地为它选择治国之道，然后去实行，如果道路上杂草丛生，就会被堵塞；国家就会有没想、治国之道就行不通，国家就会灭亡。国家的安置，并不在于划分疆界，而在于遵行什么办法，任用什么样的人才来治国。所以实行王者之法，任用王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王天下；实行霸主之法，任用贤者一类的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霸于诸侯；实行亡国之法，任用亡国之人去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仁人也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所以国家，是个沉重的担子，不依靠长期积累起来的管理办法去扶持它，国家就不能巩固。所以，虽然国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只是君臣的更迭，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日子短促的就像一个早上，可是为什么还有千年之国安然存在呢？这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确实可靠的办法治理国家，又和那些上千年的真诚之士一起搞政治的缘故。人没有百岁的寿命，但有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这是为什么呢？用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礼法来把握自己的人，这就是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了。所以，和不断的信奉礼仪的君子搞政治，就能称霸诸侯，同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人搞政治，国爱就会灭亡。这三者，英明的君主应该慎重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儒士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儒士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那些掌握国家政权的君主，治理国家不能单单只依靠自己一个人去治理国家；既然这样，国家的强大、兴衰、荣辱，就在于卿相的选择了！如果君臣都非常有能力，这样的国君就可以称王天下。如果君主没有什么能力，但知道恐惧并寻求有能力的人来辅佐自己，这样的国君也就可成为强者。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又不知道其中的危害，不但不寻求有能力的人辅佐，反而任用阿谀奉承的人，这样的国君就会危险了，甚至灭亡。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强大；在小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弱小。强大到了极点，就可称王天下，弱小到了极点，就会灭亡，介于这两者之间，就能保有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就是先讲正义，再讲利益，既不论亲疏，也不顾贵贱，只是为了求取真正的才能之士，这就是在大的方面利用。在小的方面利用，就是先讲利益，后讲正义，不论是非曲直，只知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就是小的方面利用。在大的方面利用就那样，在小的方面利用就这样；介于这两者之间，就一半那样，一半这样。所以说：“纯粹立足于道义，任用贤者就可以称王天下，驳杂的采用的就可以称霸诸侯，一样都不具备就只有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得到治理。礼义之能够用来治理国家，好比秤是衡量轻重的标准，好比木工的墨线能衡量木材的曲直，好比规矩能够画圆取方一样，如果治理国家的礼法已经确定，人们就没有谁在做骗人的事情了。诗说：“如同霜雪那样严肃，如日月那样光亮；实行它就能够存在，不实行它就遭到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有了危险君主就不可能安乐，国家安定百姓才没有忧愁。政事混乱，国家就很危险，政事稳定，国家就会安定。现在的君主，一味追求奢华想了而荒于治理国家，这难道不是大错特错吗？这就好像是喜欢音乐美色，就不在乎自己的耳朵和眼睛，难道不是很可悲吗？从人的性情来说，眼睛想看最美的颜色，耳朵想听最动听的音乐，嘴巴想尝最美味的味道，鼻子想闻最香的气味，心里想得到最大的舒适安逸。这五种的欲望，是人的本性，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满足这五种的欲望却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就无法实现这些欲望。万乘大国土地广阔资源丰富，还有使国家得到治理，国富民强的方法，如果这样就可安逸快乐而没有祸患了，那么满足这五种的欲望的条件也就具备了。所以，各种快乐的事情，产生于治理的好的国家；许多的忧虑祸患，产生于社会混乱的国家。所以，一味享乐而荒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不是真正懂得享乐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然后就可以获得许多快乐了。昏庸的君主，必然急于追求享乐而疏于治理国家，那么他就会忧患缠身，一直到身死国亡才可罢休，这不是非常可悲吗？本来要得到快乐，却招来了祸患；本来要得到安定，却招致了危险；本来要得到幸福，却招致了灭亡；这难道不可悲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也该仔细体察一下这些话了！所以治理国家有一定的法则，君主也有他的职责。至于需要几天才能处理完毕的事情，却要在一天之内全部办好，这可以指使百官办理，并不足以用这些来影响君主的游玩休息。至于选择一位宰相，去领导群臣，使臣下百官没有一个不持守道义，让他们正确的完成事业，这就是君主的职责了。如果这样，就能统一天下，名声可与尧、禹相媲美。这样的君主，所主管的事虽极其简略却又十分周详，所做的事极其安逸却很有功效，衣裳拖洒在床席上，安然自得，但天下的人没有不希望他做帝王的。这就是最大的简约，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

　　君主，以善于用人为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会做事为有本事。君主能够命令别人去做事情，普通人只有依靠自己，而不能把事务交给别人去做。一个人管理—百亩土地，他就必须竭尽他的全力去做，因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推给别人。君主一个人主管天下事务，却每天还有空闲，这是因为他总是让别人去做。大到拥有整个天下，小到拥有一个诸侯国，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去做，就会非常辛苦劳累；如果这样，那么即使是奴仆也不愿与天子交换位置。因此，君主在上面掌握治理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什么都要亲自去做呢？亲自去做各种事情，那是服劳役者的原则，这是墨子的观点。根据官吏的才能，分配职务，让他们去做，这是圣王的方法，也是儒者所谨守的法则。古书上说：“农民耕种分得的田地，商人贩卖各种货物，工匠勤恳地做工，士大夫各安其位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分派守卫，管理国家，三公统辖各个方面，天子只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如此，于是天下的万事万物就会协调一致，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法则，也是礼法的关键。

　　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夺取天下，这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它的难处在于君主要懂得其中的道理。所谓夺取天下，并不是说其他国家都带着他们的土地来追随你的意思，而是说治国之道足以统一人民罢了。如果能够把它的人民统一起来，那么他们的土地怎么会离开我，而跑到别的国家去呢？所以方圆百里的领土，他们的等级爵位，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了；他们的官位事业，足以容纳天下的能士了；遵循原有的法制，选择其中好的东西，把它公布出来明令采用，就足以顺服那些喜欢利益的人了。贤德之土都和我团结一致，贤能之士为我所用，喜欢利益的人在这里顺服，这三种人都具备，于是天下的人才全都在这里了，没有遗漏在外的了。所以，方圆百里的土地虽小，已经足够用来集中全部的权势了；讲求忠信，倡明仁义，就足以网罗天下所有的百姓。他们都为我所用，于是就取得了天下，归服最晚的诸侯首先遭受危亡。《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归服的。”说的就是收服天下人心的道理啊。

　　后弈和蜂门，使擅长射箭的人佩服；王良和造父，使擅长驾驶车马的佩服；明智的君主，善于使百姓顺服。百姓佩服他，因而权势便随之而来，百姓不佩服，权势就会离他而去，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能够使人顺服就可以了。所以君主想要得到擅长射箭的人，能射得远，又能射中很小的目标，那么没有比后弈和蜂门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擅长驾驶车马的人，既能追上快速奔跑的车子，又能快速到达远处，那么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使国家得到治理，统一天下，制服秦国和楚国，那么没有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他们用的智慧很简单，他们做得事务不劳累，可是取得的成就很大；做起来很容易，心情很愉快。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视为珍宝，但是愚蠢的君主却把他们视为祸患。天子地位尊贵，富有天下，名声显赫，能制服天下人，却没有人能够制服他，这是人们心中共同的欲望，然而这一切，只有天下的君主才能够拥有。他穿的衣服色彩炫丽，食物丰盛味美，财物丰厚，统治整个天下；音乐非常齐备，台榭非常高大，园囿非常广阔，诸侯臣服，天下统一，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只有天子的礼法制度是这样。制度已经公布，政令已经完备，违反法规的官吏就要处死，三公、诸侯违反礼制就要囚禁，诸侯如果离心离德就要加以消灭；他的名声如同日月明亮，功绩有如天地一般广阔伟大，天下人响应他就像影子追随本体一样，如声相应，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这也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拥有。所以，人喜欢吃甜美的食物，但没有比王者的食物更味美的了；喜欢听音乐，但没有比王者的音乐更悦耳的了；喜欢美色，但看到的色彩、美女没有比王者更多、更丰富的了；喜好安逸，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更清净安逸了；喜好利益，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财物更丰厚的了；综合天下人所共同向往的一切东西，王者完全的拥有他们；总揽天下之人就像控制自己的子孙一样，人如果不是疯或傻，谁看到这些不高兴呢！羡慕这样事业的君主很多，能够建立这样事业的士人也有很多，可是自古以来，这样的君主、士人不能合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君主不公正，臣子不忠诚的缘故啊。君主疏远贤能的人，而举用自己偏爱的人，臣子互相争夺职位而妒忌贤能的人，这就是他们不能合作的缘由。君主为什么不能广纳贤士，不论亲疏，不论贵贱，只访求真正的贤能呢？如果这样，那么臣子就会轻视职位，推举贤能，而安于追随在贤能的后面；如果这样，那么舜、禹这样的君主就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就会立刻兴起。就可以一统天下，名声可以与舜、禹相配，事情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这些话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了！杨朱站在十字路口哭泣。他说：“这里只要走错半步，当发觉的时候已经相差千里了！”为此他哭得很悲伤。用人也是这样啊，它比在十字路口上举步失误更可怕。唉呀！可悲啊！统治人民的君主，他们一千年来还没有觉察到啊。

　　哪个国家都有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制度，也引起国家混乱的法令制度；哪个国家都有德才兼备的士人，哪个国家都有品德不好的士人；哪个国家都有谨慎守法的百姓，哪个国家都会有凶悍之徒；哪个国家都有淳美的风俗，也会有丑陋的习俗；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一个国家，国家尚可存在，偏于前者，国家能够得到安定，偏于后者，国家就会危险；完全属于前者，就可以称王天下，完全属于后者，国家就将灭亡。所以，如果国家的法令制度是治平的，辅佐的臣子是德才兼备的，百姓是奉公守法的，风俗是纯朴美好的，这四种情况都具备了，这就叫做全属于前者。如果有这样的国家，那么即使不用战争就能战胜敌人，不用进攻就能获得土地，不用四处征伐就能使天下顺服。所以，商王汤依托亳地，周武王依据镐京，都是百里大小的领土，后来却一统天下，诸侯称臣，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具备了上述四种情况啊。夏桀、商纣即使拥有天下的势力，但最后要求做个平民老百姓也是不可能了，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是因为丧失了上述四种情况啊。所以历代君主制定的法令制度虽然不同，但归根到底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君主没有不爱护百姓的，所以就用礼法来治理他们。君主对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般。政治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如有丝毫不合理的东西也不能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亲近君主就如同亲近自己的父母一样，宁可被杀，也不能要他们不顺从君主。君臣之间，尊卑之间、长幼之间，甚至是老百姓，都把这个原则做为最高准则。然后都能从内心自省，谨慎于自己的职分。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而且是礼法的关键。然后，农民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商人各自贩卖自己的货物，工匠们勤恳地工作，士大夫尽心职守、处理政事，各国诸侯各自管理自己的国家，三公总管全国事务，而天子只需拱手端坐就可以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这样，那么天下的万物就没有不均等的了，就没有治理不好了，这是历代君主所共有的做法，也是礼法的关键。至于那连续几天把政事治理妥当，合力地调节万物来使它们适用，严格规定各级官吏的衣服样式，各种宫室不同的标准，所用仆从有人数的限制，丧礼、祭祀器具的使用都做出明文规定，把这些规定贯彻运用到万事万物中去，就像尺寸寻丈这样，都是按照规定的制度数量进行的，那么这些是各级大小官吏负责的事情，不值得在君主面前陈述。所以对于君主而言，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都正确无误，任用的总领政事的宰相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就能非常安逸，国家也治理的很好，功绩伟大，而且声明美好，从大处说可以成为王者，从小处说，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不得当，所任用总领政事的宰相不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就会劳苦不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功业荒废，名声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实在是作君主的关键啊。因此，用人得当，就可以取得天下，用人不当，国家就危险。不能恰当任用一人，却说能恰当任用上千人、上百人，没有这种说法。既然用人得当，那么，自己还会有什么劳苦呢？只要修正修正自己的衣服，轻轻松松就可安定天下。所以，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功绩稍差的就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沉湎后宫，悬挂乐器，一味追求游玩享乐，但在天下他并没有被认为是追求享乐的人，他多次会合诸侯，主持天下大事，使诸侯和他一致，成为五霸之首，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这是因为他懂得把政事交给管仲，这就是君主的重要守则啊。英明的君主很容易做到这点，从而使国家兴盛，自己也获得赫赫威名。舍弃这点谁还能做得到呢。所以古代的那些有杰出功业的人，一定是遵循了这一点；而丧失国家，并危及自身的，一定是违反这一点。所以孔子说：“聪明人本来就懂得很多，主管国家重要的事情又少，能不明察吗？愚蠢人的智慧本来就很少，又偏要去管许多繁琐的事务，他怎么不惑乱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治理国家的人的等级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谨守自己所听到的，不追求自己所不该听到的事；谨慎地处理自己所应该见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自己所不该见到的事。职权范围内所听到、见到的事，都要用统一的原则处理，这样，即使处在偏远的地方，也没有人敢不遵守职分，都会遵守国家制度，顺从君主，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标志。

　　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管理近的，不管理远的，管理明显的，不管理暗处的，管理主要的，不管理繁琐复杂的。如果治理好近处的，那么远处的就会得到治理；如果治理好明显的，那么暗处的也会随之变化，如果处理好主要的，那么烦杂的也会得到解决。这样，每天全面管理天下大事，时间还绰绰有余，如果这样，那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既管理近处的，又兼管远处的；既管理明显的，又兼管暗处的；既管理主要的，又兼管繁琐的；这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竖起笔直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能处理近处的，却还要处理远处的；不能处理明显的，却要处理暗处的；不能处理主要的，却还要兼管繁琐的；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起的是弯曲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住要领，而愚昧的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君主善抓要领，那么各种事情就能办的周详，君主喜欢什么都管，那么各种事情就会荒废。君主，选好一个宰相，公布一个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主要原则，用此来统帅一切，洞察一切，并以此来考察它的成就。宰相，总管各种政事的处理，以此来整顿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级官员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论定他们的奖赏，到年终，捧着自己的成绩，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劳累的，但在使用的时候就安逸了。

　　君主治理国家，能得到百姓尽力效劳的，国家就富有，得到百姓为他效死力的，国家就强盛，得到百姓的称颂的，自身就荣耀。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失去了这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背离他。天下仁都归顺他，就是王者，天下人都背离他就是灭亡。商王汤、周武王都遵循这个原则，奉行这种道理，兴办天下人都认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共同的祸害，天下人都归顺了他们。所以，君主重视用道德声望引导天下人，彰明礼义法度教导天下人，竭尽忠信爱护天下人，赏识贤人，重用能人，根据能力使用他们，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加官进爵来重用他们，依靠天时，减轻负担来调剂他们，量力而任用他们从而使他们协调一致抚养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养育百姓特别宽厚，使用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即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尊重他们如同尊敬上天，欢喜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为他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这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君主的道德异常显明，恩惠确实深厚的缘故啊。乱世就不是这样，在乱世引导百姓的是肮脏、散漫、欺凌、盗窃的行为，他们公开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伎俩，用唱戏的、侏儒、妇女等私下的请求来扰乱朝政，让愚蠢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不肖的人居于贤人之上，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使用百姓，就极其劳苦。因此百姓鄙视君主如同鄙视女巫，憎恶君主如同憎恶魔鬼，整天都在寻求机会抛弃君主、践踏君主，背离君主、驱逐君主。如果突然有外敌入侵，君主还想百姓为他卖命，这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治国的做法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看看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呢？让小人居于百姓之上作威作福，用非法手段从百姓那里巧取豪夺，这是危害国家的大灾难。如果大国的君主喜好注视小利，便会危害国家；他爱好音乐美色、楼台亭阁、园林兽苑，乐此不疲而追求新奇，便会危害国家；不喜欢整顿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贪婪地想要占有别人的拥有，便会危害国家。这三种邪恶的念头充斥胸中，又喜欢让玩弄权术阴险狡猾的人在决断政事，如果这样，君主就会权势轻微，声名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便是危害国家的人。大国的君主，不尊崇礼义，不谨守原有的法令制度，而喜欢欺诈。如果这样，朝廷上的群臣也就不崇尚礼义，而好互相倾轧。朝廷中形成了这种风气，那么，广大民众也就不尊祟礼义了，而喜好贪图私利了。如果举国上下都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即使土地广阔，权威也必定趋于轻微；即使人口众多，兵力也必定趋于衰弱；即使刑罚繁多，政令却不能下达。这就是危险的国家，这就是危害国家的人。

　　大儒就不这样，他会明辨是非。朝廷上必定会推崇礼义，明确贵贱的等级，这样，士大夫就没有不注重名节、不坚守法制的了。对于群臣百官，将统一他们的管理制度，注重他们的官职和俸禄，这样，那么各级官吏就没有谁不畏惧法令，进而就会遵守法度的规定了。关卡和市场只查问而不收税，所规定的市场价格、所禁止的事情都公正不偏。这样，那么商人就没有不忠厚诚实的了。要求各种工匠按时节砍伐木材，放宽他们的限期，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技巧，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无不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了。减少城郊的农村税收的征缴，减少对钱币的聚敛，减少劳役，不侵夺农时，这样，那么农民就会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了。士大夫看坚守节操，舍身殉职，这样兵力就会强大。各级官吏惧怕法令而遵守法度，国家法令就不会混乱。商人老老实实，没有欺骗行为，那么商人安业，财货通畅，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得到供应。工匠忠诚信实，就不会粗制滥造，那么器械用具就做的轻巧灵便，而资材也不会缺乏了。农民辛勤耕作而不误农事，那么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这样就会百业兴旺而不荒废了。这就叫政令通行，风俗美好。凭借这些捍卫国家就能巩固，征战就能强劲有力，居守于自己的国家就享有名望，有所举动国就会有功绩。这就是大儒所说的全面的治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