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

　　天地万物，同在一个空间，但形体各不相同，它们的用处并不固定，但对人们都有用，这是一条自然的规律。人类群居在一起，同样有追求，但要求获得满足的方法却不一样，同样有欲望，但满足欲望的智慧却不同，这是人的本性。人们对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这一点来说，聪明人和愚蠢的人是相同的；但是人们对于肯定的事物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上来说，聪明人和愚蠢的人是有区别的。如果人们地位相同而智慧不同，谋取私利而不受惩罚，放纵私欲而没有止境，那么人们将奋起争斗，而不可说服了。如果这样，那么有智慧的人就无从治理；有智慧的人不能治理，他们就不能建功立业，功名就不能成就；功不成，业不就，那么人们之间就不能分辨尊卑、贵贱、上下等级；人群没有等级差别，那么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就不能确立。没有君主来统制臣子，没有上级来控制下级，那么天下的祸害就会因为各人的为所欲为而不断发生。人们都喜爱或厌恶同样的东西，但是喜爱的多而东西却少，东西少就会发生争夺。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需要要靠各种行业的物品供养。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兼通各种技艺，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管理各种事物。所以人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就会陷入困境，但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规定，争斗就会产生。要挽救忧患，排除灾祸，没有比明确职分和等级差别更好的了。强大的胁迫弱小的，聪明的畏惧愚蠢的，下层民众违反君主，年少的欺凌年长的，不根据礼义道理来治理政事，像这样，那么年老体弱的人就会有无人扶养的忧虑，而身强力壮的人也会有分裂相争的祸患了。人们对事业都很厌恶，对功名利益都很喜欢，如果各人的职事没有名分规定，那么事情就会难以兴办，人们就有互相争夺功劳的忧虑。男女的结合，夫妇的区别，结婚、定亲、迎亲如果没有礼制规定，那么人们就会有失去婚配的忧虑，而有争夺女色的祸患了。所以聪明的人给人们制定了名分。

　　使国家富足的途径：节约费用，富裕民众，并妥善贮藏盈余。节省费用必须按照所规定的等级标准执行，使人民宽余必须依靠政治上的各种措施。节约费用必定就有剩余的财物，使人民宽余人民就能富足。人民富足了，那么农田就会得到治理，多施肥，得到精心的耕作；这样生产出来的谷物就会增长上百倍。国君按照法律规定征税，而臣民按照礼制规定节约使用。这样，余粮就会堆积如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是多得没有地方贮藏。君子何必忧虑没有盈余呢？所以，知道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一定会获得仁义善良的美名，而且还会拥有堆积如山的财富。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于节约费用、使人民宽裕。不知道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会使人民贫穷；人民贫穷，农田就会贫瘠、荒芜；农田贫瘠而且荒芜，那么生产的粮食就达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这样，即使国君大肆侵占掠夺，得到的还是很少；如果还不按照规定节约使用它们，那么国君就会有贪利剥取的名声，而且粮仓也会空虚匮乏。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不懂得节约费用，富裕民众。《康诰》上说；“庇护民众，就像上天覆盖大地，遵行礼义，顺从德行，就能使你得到富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礼制，贵贱有一定的等级，长幼幼一定的秩序，贫富尊卑都有都各有的规定。所以天子穿红色的龙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龙袍，戴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人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褶子裙。品德和地位一定要相称，职位与俸禄一定要相称，俸禄与费用一定要相称。从士以上就必须用礼义和音乐来约束调节，对群众百姓就必须用法度去统制他们。根据土地大小分封诸侯国，计算收益多少来使用民众，根据能力大小授予工作；役使人民，必定使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役使他们就能产生收益，这种收益又足够用来养活民众，普遍地使他们穿的、吃的以及各种费用等支出能和收入相抵，一定及时地把他们多余的粮食财物储藏起来，这叫做合乎法度。所以，从天子到老百姓，不管事情大小，也不管事情多少，都以此类推。所以说：朝廷上没有侥幸获得的官位，没有游手好闲而侥幸获得生存百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减轻田赋，适当征收关卡集市的税收，减少商人的数量，少举办劳役工程，不夺农时，这样，国家就能富足。这就叫用政令使民众富足。

　　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群体，但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名分就会发生争斗，有争斗就会产生混乱，一产生混乱就会陷入困境。所以没有等级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等级名分，是天下的根本利益；而君主，就是掌管这种区分的中枢。所以赞美君主，这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维护君主，这就是维护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这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古代的帝王把民众分成不同的等级，所以使有的人受到褒奖，有的人受到惩罚，有的人待遇优厚、有的人待遇微薄，有的人安逸快乐、有的人终日劳苦，这并不是故意制造荒淫、骄横、奢侈、华丽，而是要用它辨别贵贱，彰明礼仪制度。所以雕刻制作各种金玉木器，在礼服上绣上各种文饰，只是为了能够彼此辨别贵贱身份，并不追求美观。设置了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乐器，用来区别吉事凶事，用来一起欢庆，制造一种和谐的气氛而已，并没有其他目的；建造宫、室、台、榭，使它们足以避免燥湿，保养德性而已，并不是追求别的。《诗经》上说：雕琢的是纹章，金玉就是本质。我们的君王勤勤恳恳，治理着四面八方。”说的就是这个。

　　至于穿华丽的衣服，享用美味的食品，积聚丰厚的财物而控制它，使整个天下都归自己统治，这不是故意制造奢侈和骄横，而是为了统一天下，处理各种事变，利用万物，养育民众，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的，这实在没有比仁德的君子更擅长的了。所以，仁人君子的智慧足够治理天下，他的仁厚足以安抚民众，他的德政足以感化民众。得到民心，天下就安定了；失去民心，天下就混乱。民众确实是要依靠他的智慧，所以才成群结队地替他劳动来使他得到安逸，以此来保养他的智慧；民众确实是赞赏他的仁厚，所以才决死战斗保卫他，以此来保养他的仁厚，民众确实提高他的德行，所以为他雕制各种图案的器具、制作华丽的服饰，以此来保养他的德行。所以仁人君子处在君位上，老百姓尊重他就像尊重上天一样，敬爱他就像敬爱父母一样，心甘情愿为而死，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所确定的主政令太好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大，他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诗经》上说：我们背着东西，我们拉着车，我们驾驶着车子，我们牵着牛，我们运输完了，就吩咐我们都回去。”说的就是这个。

　　所以说：君子要靠德行，小人要靠劳力。用力的人要受用德的人役使的。百姓的劳动，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得以完成；百姓的合群生活，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和睦，百姓的财物，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积聚起来，百姓的地位，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安定，百姓的寿命，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长久。没有君子的教化，父子之间就不能相互亲爱，兄弟之间就不能和睦，夫妻之间就不能互相欢悦。青少年依靠他的教化长大成人，老年人依靠他的教化颐养天年。所以说：“天地养育了他们，圣人成就了他们。”说的就是这个。

　　现在的这个世界却不是这样。上面的人苛刻的搜刮掠夺百姓的财产，加重对田赋抢夺百姓的粮食，加重关税阻挠百姓的贸易活动。不仅仅是这样，他们还用胁迫、讹诈、权谋等手段互相颠覆，来摧残百姓。百姓明明知道，他们的污秽肮脏残暴淫乱将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这样，就有臣子杀死君主的，下级杀死上司的，出卖城池、违反节操而不为君主的事业卖命的，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君主自作自受啊。《诗经》上说：“说话就会有应答，施恩惠就会有报答。”说的就是这个。

　　使天下富足的原则在于明确职分。开垦田地，整顿田地，铲除杂草，种植谷物，施加肥料使土地肥沃，这是农民百姓的事情。掌握农时，鼓励农民，促进生产，增加收益，使百姓和睦，使人们不偷懒，这是将帅的事情。使高地不干旱，洼地不受水涝，使寒暑节令适宜，使五谷按时成熟，这是上天的事情。至于普遍地保护百姓，普遍地爱抚百姓，全面管理百姓，即使有旱涝灾害，也使百姓没有饥寒交迫的祸患，这是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的事情了。

　　墨子的言论，非常担心天下人的物用不足。但他担心的物用不足，并不是天下人民共同的祸患，而只是墨子个人过分的忧虑。现在那土地上生长五谷，如果人们善于管理它，那么每亩田就可以出产几盆谷物，一年可以收获两次；此外，瓜、桃、枣、李等每一棵的收获也得用盆来计算；其次，各种蔬菜也多得数不清；其次，各种家畜与猎取的禽兽都肥大得一只就要独占一车；鼋、鼍、鱼、鳖、泥鳅、鳝鱼按时繁殖，养育的洋洋成群；再次，飞鸟、野鸭、大雁之类多得就像烟雾覆盖在大海上；还有，昆虫和各种各样的生物生长在天地之间：可以供养人的东西多得不能尽举。天地长出万物，本来就绰绰有余，足够用来供人食用了；丝麻和鸟兽的皮革等等，本来就丰富有余，足以供给人民使用的了。所以物用不足，并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只是墨子个人的过分的忧虑啊。

　　天下共同的祸患，是混乱所造成的。为什么不试着寻找一下是谁造成这种混乱的呢？我认为，墨子非乐的主张会使天下混乱，他主张节用，那么天下就会贫穷。这并不是故意毁谤墨子，而是因为他的主张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种结论。如果让墨子掌管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忧心忡忡的穿粗布衣服、吃劣质食品，忧愁地反对音乐。这样，那么生活享受就很微薄：生活微薄，就不值得追求，不值得追求，那么奖赏就不能实行。如果墨子让掌管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减少仆从，精简官职，崇尚辛勤，与老百姓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君主就没有权威；君主没有权威，有罪的人就得不到处罚。赏赐不能实行，贤人就不可能得到进用；不能处罚，那么不贤的人就不可能遭到罢免。贤人不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不会遭到罢免，那么有能力的和没有能力的都不能得到适当任用。这样，万物就会不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不到相应的处理；在上，错失天时，在下，丧失地利，在中则失掉人和；天下遭受的煎熬就如同烧焦了一般；虽然墨子只穿粗布衣服，粗绳做腰带，吃豆叶，喝白水，又怎么能使人民富足呢？既然已经伤害它的根本，断竭了它的源头，因而天下的财物枯竭了。

　　所以，古代的帝王圣人就不这样做，他们知道那当君主的，如果不美化、不装饰就不能够统一民心，不富足、不丰厚就不能够管理臣民，不威严、不强大就不能够禁止残暴、战胜凶悍。所以一定要敲大钟、打响鼓、吹笙竽、弹琴瑟来满足自己耳朵的需要，一定要在器物上雕刻花纹、在礼服上绘制图案来满足自己眼睛的需要，一定要用各种肉食、细粮，以及各种美味佳肴来满足自己口胃的需要，此外，增加随从，配备官职、加重奖赏、严厉刑罚，以儆戒人们的内心，使天下人民都知道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奖赏就能实行；都知道自己所畏惧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处罚就能产生威严。奖赏能实行，处罚有威力，那么贤人就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就会遭到罢免，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恰当的职位。这样，那么万物就能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到相应的处理，在上，可得到天时，在下，可得到地利，在中间则可得到人和，于是财物就像急流一样滚滚而来，浩浩荡荡就像江河海洋，高大堆积如同高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没处贮藏，那还怎么担心财物不够呢？所以儒术如果真能实行，天下就会平安富足，役使百姓就会有成效。敲钟打鼓也能和谐。《诗经》上说：“钟鼓冬冬，管磬锵锵，天降幸福。上天赐福宽又广，仪容威严端庄。酒醉饭饱，功德无量，大福大贵到来，万年不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如果真的实行了墨子的学说，天下就崇尚节俭，而结果却越来越贫穷，反对争斗却天天争斗，劳累困苦却无成效，愁眉苦脸地反对音乐，而人民却更加不和睦。《诗经》上说：“上天正在降下灾难，丧亡祸乱非常多。人民没有好话，你怎么不加惩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管政事而用小恩小惠养育民众，抚慰他们，爱护他们，冬天就给他们准备稀饭，夏天就给他们供应瓜果、大麦粥，用这个来换取一点点名誉，这是一种苟且的做法；它可以暂时得到奸邪之人的赞誉，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就不能成就事业，建立功绩，这是用奸邪之法治国。尽力争取农时，役使农民快速发展生产，增加功效，不顾毁掉名誉，失去民心，结果事业有成，但百姓却都怨恨他，这又是一种极端的行为；这种人将趋于毁坏衰败，肯定一事无成。所以放下事业而沽名钓誉，不行；只要成功而不顾民众，也不行；这些都是奸邪不正的办法。

　　古人就不是这样做。古代的君主夏天不让人民中暑，冬天不让他们挨饿受冻，紧急的时候不伤民力，缓和的时候不失时令，这样就会事业成就、功绩卓著，君臣上下都很富足，而百姓也都爱戴君主，归附人们他就像水流入海，亲近他就像亲近父母，情愿为他出生入死，这没有其他的原因，这是因为君主极其忠信，调和，公平。所以统治国家领导人民的君主，要想争取时间成就功业，那么调和无为，能比急切从事收效更快；忠信公平，能比赏赐表扬更讨人喜欢；一定先纠正那些在自己身上的缺点，然后慢慢地去责备那些在别人身上的缺点，这比使用刑罚更有威力。如果君主真能实行这三种德行，那么人民就会积极响应，即使不想显耀通达，可能吗？《尚书》上说：“如果君主非常英明，民众就会尽心尽力，协调而又迅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不进行教化，而使用刑罚，刑罚用得多就会混乱，却不能克服邪恶；但只教化而不实行惩罚，邪恶的人就得不到惩罚；只进行惩罚而不实行奖赏，勤恳的人就得不到鼓励，如果奖惩不一致，那么民众就会疑虑、风俗险恶，人民的行动就不会一致。所以古代的圣王彰明礼仪来统一民众；努力做到忠信来爱护民众；尊崇贤人任用贤能来安排各级职位，用爵位，服饰、表扬、赏赐去反复激励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广泛普遍地庇护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如果这样，奸诈邪恶之人就不敢做坏事，盗贼就不会出现，而归依善道的人就受到鼓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古代圣王的方法平易可行，他灌输给人们的思想很牢固，他的政令严谨一致，他的赏罚规定明确。古语说：“上面团结一致，下面就一心一意；上面三心两意，下面也就离心离德；就好比草木，它的枝叶要有它的根决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给人民利益，反而所取于民，不如先使他们得利，然后再从他们身上索取更为有利。不爱护民众而使用民众，不如爱护他以后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给予利益后再索取利益，不如只爱护而不使用更有功效。爱护民众以后再使用他们，不如爱护他们而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使民众得利而不索取，爱护民众而不役使民众，这样，国君就能得到天下了。使民众得利以后再索取，爱护民众以后再役使，这样的国君能够保住国家。不使民众得利而还索取无度，不爱护民众而还役使没有节制，这样的国君只能使国家危险。

　　看一个国家治乱的好坏，来到它的边界，就可以看出端倪。如果哨兵来回巡逻，边境检查非常繁琐，这个国家就很混乱。进入国境，田地荒芜，城镇破败，这个君主就很贪婪。看他的朝廷，尊贵的并不贤明；考察他的官员，处理政事的并无才能，观看他的亲信，他们并不诚实，这就是个昏君了。凡是君臣百官，对于财货的收取和支出，进行十分精细的检查，而对于礼义制度，却茫然无知，漫不经心，这是个受人凌辱的国家国家。农民乐意耕作，战士不避危难，百官依法行事，朝廷崇尚礼义，卿相政论协调，这就是个治理得好的国家了。观察他的朝廷，贤者位尊；考察他的官员，能者任事，看看他左右，皆为诚实，这就是个英明的君主了。凡是君臣百官，对于财货收支的计算，宽容大方简略便易；对于礼义法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就是个光荣的国家了。如果贤德相等，那么有亲戚关系的人先尊贵，能力相同，那么有旧关系的人先任用。这样的臣子官吏种，就会有受到教化而改正，凶狠强暴的受到教化变得朴实善良，狡猾奸诈的也因受到教化而诚实，这就是英明君主的功劳了。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有一定的征兆：君主不崇尚礼义，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爱护民众，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讲信用，他的兵力就衰弱；奖赏不厚重，他的兵力就衰弱；将帅无能，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好大喜功，他的国家就贫穷；君主喜欢财利，他的国家就贫穷；官吏众多，他的国家就贫穷；工人商人众多，他的国家就贫穷；没有规章制度，他的国家就贫穷。民众贫穷，君主就贫穷；民众富裕，君主就富裕。所以，田野和乡村是财物的根本；粮囤地窖谷仓米仓是财物的末节。百姓顺应天时，耕作适宜，这是钱财的源头；按照等级征收的赋税和国库，是钱财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谨慎地顺应时节的变化，节流开源，时常谨慎的考虑这些问题，使天下的财富绰绰有余，国家就不再担忧财物不够了。如果这样，那么上下都富足，双方都没有地方来储藏财物，这是懂得国计民生达到了顶点。所以，即使禹时碰上了十年水灾，商汤时遇到了七年旱灾，但天下的人民没有遭受饥饿的苦难，十年以后，谷物又丰收了，而原来储备粮还有节余。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了本末、源流的关系啊。所以，田野荒芜了，但国家的粮仓很充实，百姓很贫乏，但国家仓库却满满的，这就叫做国家灭亡。断绝了根本，枯竭了源头，把财物都归并到国库中，然而君主、宰相还不知道危险，那么他们的灭亡很快就要来到了。用整个国家的财货供养他，还是不能够容纳他这个人，这叫做极其贪婪，是最愚蠢的君主。本来希望富有，可是因此丧失了国家；本来希望得到利益，可是因此危害了自身；古时有上万个国家，现在只有十几个了，这没有其他的原因，他们丧失国家的原因只有一个。统治人民的君主，也应该觉悟了。百里见方的小国，完全能够独立存在的。

　　凡是进攻别的国家的，不是追求名誉就是为了谋求利益；否则，就是为了发泄私愤。仁德的人治理国家，要修养自己的意志，端正自己的行为，达到崇高的政治思想，做到忠厚有信用，使礼仪制度极其完善。身穿布衣、脚穿麻鞋的读书人，真能做到这样，即使住在偏僻的里巷、简陋的房屋理，天子诸侯也不能与他争夺名望，如果让他治理国家，天下就没有谁能埋没他的德行。如果这样，那么追求美名的就不会攻打他了。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权，就会开垦田野，充实仓库，改进器械装备，上下一心，三军共同努力。用这个来远征苦战，那肯定不行；在国内囤积兵力，保卫巩固，情况许可，便会迎击，擒获敌方将领，就像掰断麦芽一样容易；战争中得到的东西，不够医治创伤，补充打败仗的损失。他们爱惜自己的将领，而惧怕自己的仇敌，如果这样，那么谋取利益的就不会来攻打了。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权，就会履行小国同大国，强国同弱国的道义，礼节将十分完善，会见时赠送的玉器将很大，贡献的财物将非常丰厚，所用的说客是文词优雅，聪慧善辨的君子。如果他能通情达理，谁还能怨恨他呢？如果这样，那么心怀怨恨人就不会来攻打他了。求名的不来攻打，谋利的不来攻打，发泄怨愤的也不来攻打，国家稳固的就会像磐石一样，长寿如同恒星。别的国家都混乱，只有我治理得好；别的国家都危险，只有我安稳；别的国家都丧权失国，我便起来制服他们。所以讲究仁德的人治理国家，不仅是要保住他的国家，还要兼并别人的国家。《诗经》上说：“我们理想的君子，它是坚持道义不变更。他的道义不变更，他就能安定四方的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保住国家的难易是：侍奉强大残暴的国家难，但让强大残暴的国家侍奉自己容易。如果用财宝侍奉强大残暴的国家，财宝用完了，可是仍不能建立邦交；和他们结盟，订立条约，可是没几天他们就背信弃义了；割让国家领土去贿赂他们吧，他们的欲望却不能满足。对他们越依顺，他们就变本加厉，一定要到财物送光，国家全部拿来送给他们，才肯罢休。如果这样，即使有尧、舜的辅助，也没有能靠这种办法幸免。这就好像一个系着宝珠，佩着宝玉，背着黄金的姑娘，碰上了山中的强盗，即使对他只敢眯着眼睛看，弯腰、屈膝，像家里的婢妾，仍将不可避免那厄运。所以，如果没有使人民团结抗敌的办法，只靠花言巧语、跪拜请求，诚惶诚恐地侍奉他们，是仍然不能保持国家、保护自己的。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这样做，他必定修饬礼节，严肃法令，整顿百官，公正地处理政事，整治民众，然后才能够礼节整齐，各种事情治理得有条不紊，群众齐心合力。这样，邻近国家就会争先恐后地来亲近，远处的人民愿意归顺，上下一心，三军共同努力；名声足够威慑他们，武力足够惩处他们；从容地指挥，那些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受驱使的；这就好像是大力士乌获与矮子焦侥搏斗一样。所以说：侍奉强暴的国家难，但让强暴的国家侍奉自己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