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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戒太子诸王

教戒太子诸王

翻译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谓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曰:“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且人主安危所系,不可辄为骄纵。但出敕云,有谏者即斩,必知天下士庶无敢更发直言。故克己励精,容纳谏诤,卿等常须以此意共其谈说。每见有不是事,宜极言切谏,令有所裨益也。”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中魏征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因命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其序曰:

  观夫膺期受命,握图御宇,咸建懿亲,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轩分二十五子,舜举一十六族,爰历周、汉,以逮陈、隋,分裂山河,大启磐石者众矣。或保乂王家,与时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诸。然考其隆替,察其兴灭,功成名立,咸资始封之君,国丧身亡,多因继体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时逢草昧,见王业之艰阻,知父兄之忧勤,是以在上不骄,夙夜匪懈,或设醴以求贤,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欢心,树至德于生前,流遗爱于身后。暨夫子孙继体,多属隆平,生自深宫之中,长居妇人之手,不以高危为忧惧,岂知稼穑之艰难?昵近小人,疏远君子,绸缪哲妇,傲狠明德,犯义悖礼,淫荒无度,不遵曲宪,僭差越等。恃一顾之权宠,便怀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劳,遂有无厌之望。弃忠贞之正路,蹈奸宄之迷途。愎谏违卜,往而不返。虽梁孝、齐冏之勋庸,淮南、东阿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穷辙之涸鳞,弃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显戮。垂为炯戒,可不惜乎!皇帝以圣哲之资,拯倾危之运,耀七德以清六合,总万国而朝百灵,怀柔四荒,亲睦九族,念华萼于《棠棣》,寄维城于宗子。心乎爱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览载籍,博求鉴镜,贻厥孙谋。臣辄竭愚诚,稽诸前训。凡为藩为翰,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故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然则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今录自古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恶,各为一篇,名曰《诸王善恶录》,欲使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从善则有誉,改过则无咎。兴亡是系,可不勉欤!

  太宗览而称善,谓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

  贞观十年,太宗谓荆王元景、汉王元昌、吴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汉已来,帝弟帝子,受茅土、居荣贵者甚众,惟东平及河间王最有令名,得保其禄位,如楚王玮之徒,覆亡非一,并为生长富贵,好自骄逸所致。汝等鉴诫,宜熟思之。拣择贤才,为汝师友,须受其谏诤,勿得自专。我闻以德服物,信非虚说。比尝梦中见一人云虞舜,我不觉竦然敬异,岂不为仰其德也!向若梦见桀、纣,必应斫之。桀、纣虽是天子,今若相唤作桀、纣,人必大怒。颜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是布衣,今若相称赞道类此四贤,必当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何必要论荣贵。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实封,更能克修德行,岂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当须自克励,使善事日闻,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

  贞观十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朕少小以来,经营多难,备知天下之事,犹恐有所不逮。至于荆王诸弟,生自深宫,识不及远,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诸弟何能学朕乎?选良佐以为藩弼,庶其习近善人,得免于愆过尔。”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吴王恪曰:“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或汉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骄纵,诪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诛之,则身死国除。夫为臣子不得不慎。”

  贞观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谏曰:“昔两汉以郡国治人,除郡以外,分立诸子,割土封疆,杂用周制。皇唐郡县,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岂不以王之骨肉,镇扞四方,圣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见有小未尽。何者?刺史师帅,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苏息;遇一不善人,阖州劳弊。是以人君爱恤百姓,常为择贤。或称河润九里,京师蒙福;或与人兴咏,生为立祠。汉宣帝云:‘与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见,陛下子内年齿尚幼,未堪临民者,请且留京师,教以经学。一则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则观见朝仪,自然成立。因此积习,自知为人,审堪临州,然后遣出。臣谨按汉明、章、和三帝,能友爱子弟,自兹以降,以为准的。封立诸王,虽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师,训以礼法,垂以恩惠。讫三帝世,诸王数十百人,惟二王稍恶,自余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详察。”太宗嘉纳其言。

  贞观七年,唐太宗对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说:“你们辅导太子,平常应该为他讲述百姓生活在民间的种种艰苦。我十八岁时还在民间,对百姓的艰难困苦非常清楚。登上帝位后,每逢商议事情如何处理的时候,有时还会出现疏漏,由于得到他人的谏诤,才有所醒悟。如果没有忠心的人对我直言进谏,我如何能做到为百姓办好事呢?何况太子长期生长在深宫之中,看不见、听不到百姓的艰难困苦。而且君主是关系到天下安危的人,更不能动辄就骄奢放纵。只要发个敕命,治罪大胆谏诤的人,那么天下官员百姓肯定没有人敢直言了。所以要克制私欲,励精图治,容纳别人的忠言直谏。你们应该经常把这些道理讲给太子听,每当看到他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应该勇敢直谏,使他能有所获益。”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古时候有胎教世子的说法,我却没有时间考虑这事。但最近自设立太子以来,遇到事情都要对他教诲晓谕。见他准备吃饭时,便问他:‘你知道饭是怎样来的吗?’太子回答说:‘不知道。’我说:‘凡是播种、收获等农事都很艰难辛苦,这些活儿全靠农民努力耕种。只有不去占用他们劳作的时间,才会常有这样的饭吃。’看到他骑马,又问他:‘你知道马是用来干什么的吗?’太子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这是能够替人代劳的东西,要使它既劳作又得到休息,不耗尽它的气力,这样就可以常有马骑。’看到他乘船,又问他:‘你知道船是怎样运行的吗?’太子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船好比君主,水好比是百姓,水能浮载船,也能推翻船,你不久将做君主了,能不畏惧嘛!’我看到他在弯曲的树下休息,又问他:‘你知道这弯曲的树如何能正直吗?’太子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这树虽然弯曲,打上墨线就可以正直成材。做君主的虽然有时难免会做出一些荒唐的事,但是虚心接受谏诤就可以圣明,这是傅说讲的道理,可以对照自己的行为作为鉴戒。’”

  贞观七年,太宗对侍中魏徵说:“自古以来,君王能够自我保全的很少,这都是由于他们从小生长在富贵的环境中,骄傲懒惰,贪图个人享受,不了解亲近君子、疏远小人的道理。我想让所有的子女都能够见识古人的言行,希望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于是命令魏徵辑录古代帝王子弟成功与失败的事迹,编成《自古诸侯王善恶录》,把它赠送给各个王子。序中写道:

  看那些接受天命、统治国家的君王,没有一个不是分封自己的宗亲,来守卫王室的。这些都记载于史册,可以拿来讨论探究。自黄帝分封二十五子,舜帝任命八元、八凯,经过周朝、汉代,直到陈代、隋朝,分裂河山,大封宗室皇亲的非常多。这些被分封的诸侯有的得以保全,随时代沉浮;有的失去封地,瞬间衰亡。然而考察他们的兴衰成败,那些功成名就的,都是开国时受封的王;国破家亡的,大都是后世继位的子孙。原因何在呢?建国时封的王,经历乱世,知道王国创建的艰难,知道父兄为建立国家所付出的辛勤劳苦,所以即使在位时也不骄纵。不论白天夜晚,从不懈怠政务,礼贤下士,厚遇人才,有的像汉楚元王那样求贤,有的像周公那样纳士,即使忠心的话听起来刺耳,也能虚心接受。这种做法得到了百姓的欢心。生前道德高尚,死后万古流芳。到了子孙继承王位的时候,天下太平兴盛,他们从小深居宫中,备受妇人呵护长大,顾虑不到处于高位的危险,哪里还能知道老百姓的苦乐呢?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宠爱美妾,轻视道德,违背礼法,胡作非为,藐视法令,不顾身份。自恃皇帝的恩宠,萌生抗击嫡子的野心;倚仗一事的细微功劳,生出无穷的欲望。他们不遵循忠贞的正道,误入为非作歹的歧途。武断专横,违背天命,迷而不返。虽然有汉代梁孝王刘武、晋代齐王司马冏那样的功勋,有汉代淮南王刘安、曹魏东阿王曹植那样的才华,也不免摧折凌云之翅,沉入涸辙之鲋的尴尬。丢弃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丰功伟业,落得梁冀、董卓那样斩首示众的下场,成为后世的警戒,不可惜吗?皇上以圣人般的天赋,挽救危亡,功耀千秋,廓清宇宙,统一中原,民众拥戴,安抚四方,亲睦九族。吟诵《棠棣》之诗来增进兄弟之情,把维系宗庙的责任系于子孙。爱子之情,没有一天不充满胸怀。于是命令下臣,考证历代历史记载,用来作为行为处事的标准,交与子孙。我尽自己的愚忠,收集古代遗训。凡诸侯君王有国有家者,他们的兴盛是从不断做善事开始,他们的衰亡也是从不断作恶引起的。所以从中可以知道,不行善不足以成就一个人的声名,不作恶不至于让自己灭亡。可是祸与福都没有定数,一个人吉凶的关键在于自己,是自己造成的,这仅仅是空话而已吗?现在我收录自古以来各个帝王做事的得失情况,根据善恶不同分类,一百家为一类,书名叫做《诸王善恶录》,目的是想使太子和诸王子看到好的地方就不断修正自己,可以扬名百代,永垂不朽;看到不好的地方就及时加以改正,免得造成更大的错误。跟从好的东西就能获得好的名声,改正过错就没有什么危害。这些东西都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岂能不以此共勉呢?

  太宗看了连声称好,对诸位王子说:“此书应放在你们书桌的座右,用作你们立身处世的根本。”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荆王元景、汉王元昌、吴王恪、魏王泰等王子说:“从汉代以来,帝王的兄弟儿子处于荣华富贵之中的很多,唯有东汉的东平和西汉的河间王最有名,他们能够保全自己的禄位。如西晋的楚王司马玮这等奸佞之人,死亡的不止一个,这是他们都生长于富贵之中,骄傲自大、好逸恶劳造成的。你等应引以为戒,深思熟虑。我挑选有才能的人,作为你们的师友,你们必须听从他们的敬告规劝,不要擅作主张,自以为是。我听说只有德行能使人信服,相信这都不是信口乱说。我不久前曾梦见一个人叫做虞舜,不禁肃然起敬,这不是因为我敬仰他品德的缘故吗?要是梦见桀、纣,我一定会感到愤慨而砍死他。桀、纣虽然是天子,要是今天称别人为桀、纣,他一定会十分生气。颜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等人,虽然是普通老百姓,今天要是大家称赞别人像这四个贤人,别人一定会大喜。可见,一个人立身处世,可贵的是德行,哪用得着谈及富贵呢?你们位列王公,衣食丰足,更应能够加强德行修养,这岂不两全其美?况且君子小人本来就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做善事就是君子,做恶事就是小人。你们应当自我克制、自我勉励,使你们的善行一天天地递增,不要放纵自己的私欲,使自己陷入刑戮之中。”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看历代平乱创业的帝王,都生长在民间,都通情达理,能识别人情真假,少有导致败亡的。到了后来继承王位的君主,生下来就享受荣华富贵,不知道人间疾苦,导致国家动乱灭亡。我从小以来,经历了很多艰难险阻,知道天下很多的事情,但仍然害怕自己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至于像荆王他们这些人,从小在宫中长大,见识短浅,哪能想到这些问题呢?我每天一吃饭,就要想到耕种的艰难,每天一穿衣,就想到纺线的辛苦,我那些王子兄弟能学我吗?选一些贤良的人作为他们的老师,使他们习惯与品德高尚的人接近,这样才能使他们少犯错误。”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吴王恪说:“父亲疼爱子女,这是人之常情,是不通过教育就可以知道的。儿子能尽忠尽善就对了。若儿子不遵循教诲,废弃礼法,必然自取灭亡,父亲即使疼爱他,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从前汉武帝驾崩了以后,昭帝继位,燕王旦向来自高自大,不愿服人。霍光辅佐昭帝以御书诛杀了他,身亡国灭。所以作为臣子的不得不谨慎。”

  贞观年间,年龄小的皇子都被授以都督、刺史的爵位。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进谏道:“过去两汉都用郡国的方法治理国家,除郡国外,分封诸子,一个个割地封爵,原袭周代的做法。现在我们唐代采用郡县制,沿用的是秦的体制。皇子年龄小,都授以刺史的爵位。陛下难道是想用骨肉亲情来安定四方,认为圣人创设的制度,都很高明吗?但是我认为这种方法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为什么呢?刺史和都督,人们仰仗他得以安宁。这些职位若遇上好人担任,那么辖境之内就太平;如果遇到一个不好的人来管理,整个州县就民生凋敝。所以皇上爱抚体恤百姓,常常选择贤能的人。有的被称为如同河流一样泽被一方,使京城享受到他的好处;有的被百姓歌颂赞美,并且立下生祠纪念。汉宣帝说:‘与我一同治理国家的,是享受两千石俸禄的有才能的人。’按我的想法,陛下皇子中年龄尚小,还不能统领百姓的,请暂时留在京城,用经学教导他们。一则他们畏惧您的威严,不敢违法乱纪;二则出入观习朝堂仪式,自然地成长自立。时间长了,自然养成习惯,懂得为人处世的方法。能符合条件的,再派遣他们到州郡任职。我认为汉明帝、章帝和三个帝王,能够友爱子弟,此后,后世以它作为准则。从帝王三代来看,诸王数百人当中,只有两个王稍微不好,其余的性格都正直谦和,希望陛下详察。”太宗赞扬并且采纳了褚遂良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