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緩刑書
注釋
- 昭帝:漢昭帝,名劉弗陵,武帝少子。昌邑王廢:公元前年,漢昭帝死,無嗣,昌邑王劉賀(漢武帝孫子)即位,淫戲無度。大將軍霍光用太后的名義廢了他,另立漢武帝的曾孫劉詢為帝,是為漢宣帝。昌邑:古縣名。
-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無知,春秋時齊公子,自立為齊君。後被人殺死,公子小白自莒回齊即位,便是五霸之一的齊桓公。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驪姬,春秋時晉獻公寵姬。晉獻公伐驪戎(古國名,在今山東臨潼縣東北),得驪姬,立為夫人,十分寵幸,生奚齊卓子。不久就譖(讀音zèn,誣陷,中傷)殺太子申生,奚齊為太子,公子重耳夷吾出奔。獻公死,奚齊卓相繼為國君,後被殺,驪姬亦被殺。公子重耳回到晉國,立為晉文公。晉文公使晉國成為春秋時一代霸主。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趙王,漢高祖劉邦的寵姬戚夫人的兒子,名如意,封為趙王。劉邦死,惠帝立,太后呂雉毒死趙王如意,殘害戚夫人,呂太后和她的侄兒呂台呂產呂祿等專權,想把「劉姓天下」改變為「呂氏王朝」。呂雉死,大臣周勃陳平等消滅諸呂,迎立代王劉恆即位,是為孝文帝,廟號太宗。後有「文景之治」的繁榮。
- 關梁:關:關卡,關口。梁:橋樑。一:統一,動詞。恕:寬容,寬厚。囹圄:牢獄。援:援用舊例。股肱(gōng):股,大腿
- 肱,手臂。比喻像左膀右臂一樣匡扶國家,即輔佐的意思。正:把……看得很正統正規。《春秋》記載古代帝王諸侯即位,很講究名分,名分正的,就寫即位,名分不正的,就不寫即位。大一統:重視天下統一的事業。大,尊重,重視。始受命:指初即位。統:法制。
- 文學:先秦時期曾將哲學歷史文學等書面著作都稱為文學,這裡指文教方面的事。遏過:防止過失。盛服先王:竭力服膺先王的人。先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等行仁義道德的帝王。金革:兵革,這裡指戰爭。戮力:併力,盡力。洽:協調。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語出《尚書·大禹謨》。不經:不合常規。大辟:死刑。棰楚:古代刑具。棰,木棍。楚:荊條。卻:批駁退回。鍛煉:比喻酷吏枉法,多方編造罪名。周:周密。內:同「納」,歸納。咎繇(yáo):舜時建立法律設立監獄的臣子。成練:構成各種罪名。文致:文飾而使人獲罪。賊:敗壞,傷害。亡:無。婾(tōu):苟且,馬馬虎虎。畫地為獄議不入
- 刻木為吏期不對:相傳上古時期,在地上畫圈,令犯罪者立圈中,以示懲罰。畫者刻者都是假的,假的都不願意忍受,真的就更不能忍受了。表示對監獄酷吏的憤恨。
- 烏:烏鴉。鳶(yuān):老鷹。詬:恥辱。這四句話出於《左傳·宣公十五年》。藪(sǒu):生長著很多草的湖。瑾瑜:美玉。箴(zhēn):勸戒,勸告。
譯文
漢昭帝逝世後,昌邑王劉賀剛繼位就被廢黜,宣帝開始登上皇位。路溫舒趁這個時機上書,主張崇尚德治緩解刑法。書中說:
「我聽說齊國有了公孫無知殺死襄公的禍事,桓公才能夠興起;晉國發生了驪姬進讒那樣的災難,文公才能在諸侯中稱霸;近世趙王未能壽終而死,諸呂發動叛亂,而孝文帝被尊為太宗皇帝。由此看來,產生禍亂,將會為聖人出現開創機會。所以齊桓公,晉文公扶植振興衰敗了的國家,尊崇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功業,
給百姓帶來恩澤,功勞施及諸侯,雖然趕不上夏禹商湯和周文王,可是天下人民都歸附於他們的仁政。孝文帝常常想到如何具備最高的德行,來承受天意,他崇尚仁義,減輕刑罰,打通關隘架起橋樑,遠近如一,敬重賢人如同對待貴賓一樣,愛護百姓如同愛護小孩,他用啟己的心推想別人的心,把內心覺得安適的事情推行到全國,因此監獄空無一人,天下太平。緊接社會變化以後即位的君主,一定會給人們帶來不同往日的恩惠,這是賢明的聖人用來顯示天意的行為。」「從前昭帝去世時沒有兒子,大臣們憂愁得很,懷著焦急的心情共同商量,都認為昌邑王是尊貴的皇室親屬,推舉他,把他立為皇帝,但是上天不肯授命,而是把他的心弄亂,於是便自己丟失了帝位。很深刻地考慮禍患事變發生的原因,這是偉大的上天用來開導最聖明的君主的手法。所以大將軍霍光接受武帝的遺命,成為漢朝君主最得力的輔臣,他披肝瀝膽,決定大計,黜退不講仁義的人,立有德行的人為帝,輔助上天行事,這樣祖廟才得安定,天下才都太平無事。」「我聽說《春秋》很重視君王登基的事,這是為了統一天下,為了慎重地對待開創事業。陛下剛登上帝位,與天意符合,應該糾正前代的過錯,在承受天命繼承帝業時慎重對待開始做的每一件事,去掉煩苛的法令,解除老百姓的疾苦,保存繼承將要消亡斷絕的好傳統,用這些行動來應合天意。」
「我聽說秦朝有很多失誤的地方,其中一條現在還存在,就是負責審案的官吏違法判案的問題。秦朝時候,看不起文學,崇尚武勇精神,輕視奉行仁義的人,重視負責判案的官吏,正直的言論被認為是誹謗,阻攔犯錯誤的話被說成是妖言,所以那些衣冠整齊的儒生在那時不被重用,忠良懇切的言辭都鬱積在胸中,稱讚阿諛聲天天響在他們耳邊,虛偽的讚美迷住了心竅,而實際上存在的禍患被遮蔽掩蓋住了,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靠著陛下恩厚,沒有戰爭的危險和飢餓寒冷的憂患,父子夫妻合力安家,但是天下太平還未完全實現,原因就是判案的人把事情搞亂了。判案,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被處死的人不能復活,人被砍斷了肢體不能再給他接起來。《書經》上說:「與其殺死無罪的人,寧願犯不遵守成規舊法酌錯誤。」現在負責判案的官吏便不是這樣,上下相互驅使,把苛刻當作嚴明,判案嚴厲的獲得公道的名聲,判案公平的後來多有禍患。所以負責判案的官吏,都想把人置於死地,並不是他們恨別人,而是他們求得自身安全的辦法就在於置人於死地。因此死人的血在街上漂流,受刑的人並肩站著,處死刑的人計算起來每年數以萬計。這是奉行仁義的聖人感到悲傷的原因。太平未能完全實現,都是因為這引起的。人們的常情是安適的時候就會顯得快樂,痛苦的時候就想要死掉,在木棍荊杖鞭打的時候,從被打人身上有什麼要求不能實現呢?所以罪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用些假話招供,審案的官吏就利用這種情況,指出某種罪名,點明罪犯應該招認的罪狀,審案的官吏擔心案子報上去後會被駁倒退回來,於是便違法羅織罪狀,套上罪名,到了報告上級判罪結果的時候,即使是咎繇聽了囚犯的罪狀,也認為處死也抵償不了他的罪過。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審案的官吏違法陷入於罪廣列罪名,玩弄法律條文把罪狀寫得十分明顯的緣故。因此審案的官吏專門苛刻嚴峻地對待犯人,殘害人沒有止境,辦一切事情都馬馬虎虎,不顧國家遭到禍患,這是世上的大害。所以俗話說道:「在地上畫一座監獄,也不進去;面對著木刻的獄吏,也不與他對話。」這反映出社會上痛恨獄吏的風氣,是很悲痛的語言。所以天下的禍害,沒有什麼比得上法官判案這件事。敗壞法紀,擾亂正道,使親人分離,道義不明,沒有誰比負責判案的官吏更厲害的。這就是我所說的秦朝的過錯有一條至今還存在的原因。」
「我聽說鷂鷹下的蛋不會遭到毀壞,然後鳳凰才會停留在樹上;犯了誹謗罪的人不會受到懲罰,然後才有人向朝廷說出有益的話。所以古人有種說法:「山林水澤隱藏著毒害人的東西,河流湖泊容納污穢的東西,美玉隱藏著瑕斑,國君能容忍辱罵。」願陛下除去誹謗人的罪名,用來招致懇切的忠言,讓天下人開口說話,擴大人們規勸進諫的渠道,掃除造成秦朝滅亡的過錯,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減省法制條文,寬緩刑罰,用這些來清除治獄的積弊,那麼天下就可以出現太平的氣象,長期和平安樂,和天地一樣沒有窮盡,那樣,人民就太幸運了。」
皇上很滿意路溫舒的意見。
譯文
漢昭帝逝世後,昌邑王劉賀剛繼位就被廢黜,宣帝開始登上皇位。路溫舒趁這個時機上書,主張崇尚德治緩解刑法。書中說:
「我聽說齊國有了公孫無知殺死襄公的禍事,桓公才能夠興起;晉國發生了驪姬進讒那樣的災難,文公才能在諸侯中稱霸;近世趙王未能壽終而死,諸呂發動叛亂,而孝文帝被尊為太宗皇帝。由此看來,產生禍亂,將會為聖人出現開創機會。所以齊桓公,晉文公扶植、振興衰敗了的國家,尊崇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功業,給百姓帶來恩澤,功勞施及諸侯,雖然趕不上夏禹、商湯和周文王,可是天下人民都歸附於他們的仁政。孝文帝常常想到如何具備最高的德行,來承受天意,他崇尚仁義,減輕刑罰,打通關隘、架起橋樑,遠近如一,敬重賢人如同對待貴賓一樣,愛護百姓如同愛護小孩,他用啟己的心推想別人的心,把內心覺得安適的事情推行到全國,因此監獄空無一人,天下太平。緊接社會變化以後即位的君主,一定會給人們帶來不同往日的恩惠,這是賢明的聖人用來顯示天意的行為。」
「從前昭帝去世時沒有兒子,大臣們憂愁得很,懷著焦急的心情共同商量,都認為昌邑王是尊貴的皇室親屬,推舉他,把他立為皇帝,但是上天不肯授命,而是把他的心弄亂,於是便自己丟失了帝位。很深刻地考慮禍患事變發生的原因,這是偉大的上天用來開導最聖明的君主的手法。所以大將軍霍光接受武帝的遺命,成為漢朝君主最得力的輔臣,他披肝瀝膽,決定大計,黜退不講仁義的人,立有德行的人為帝,輔助上天行事,這樣祖廟才得安定,天下才都太平無事。」
「我聽說《春秋》很重視君王登基的事,這是為了統一天下,為了慎重地對待開創事業。陛下剛登上帝位,與天意符合,應該糾正前代的過錯,在承受天命繼承帝業時慎重對待開始做的每一件事,去掉煩苛的法令,解除老百姓的疾苦,保存、繼承將要消亡、斷絕的好傳統,用這些行動來應合天意。」
「我聽說秦朝有很多失誤的地方,其中一條現在還存在,就是負責審案的官吏違法判案的問題。秦朝時候,看不起文學,崇尚武勇精神,輕視奉行仁義的人,重視負責判案的官吏,正直的言論被認為是誹謗,阻攔犯錯誤的話被說成是妖言,所以那些衣冠整齊的儒生在那時不被重用,忠良懇切的言辭都鬱積在胸中,稱讚阿諛聲天天響在他們耳邊,虛偽的讚美迷住了心竅,而實際上存在的禍患被遮蔽、掩蓋住了,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靠著陛下恩厚,沒有戰爭的危險和飢餓寒冷的憂患,父子、夫妻合力安家,但是天下太平還未完全實現,原因就是判案的人把事情搞亂了。判案,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被處死的人不能復活,人被砍斷了肢體不能再給他接起來。《書經》上說:「與其殺死無罪的人,寧願犯不遵守成規舊法酌錯誤。」現在負責判案的官吏便不是這樣,上下相互驅使,把苛刻當作嚴明,判案嚴厲的獲得公道的名聲,判案公平的後來多有禍患。所以負責判案的官吏,都想把人置於死地,並不是他們恨別人,而是他們求得自身安全的辦法就在於置人於死地。因此死人的血在街上漂流,受刑的人並肩站著,處死刑的人計算起來每年數以萬計。這是奉行仁義的聖人感到悲傷的原因。太平未能完全實現,都是因為這引起的。人們的常情是安適的時候就會顯得快樂,痛苦的時候就想要死掉,在木棍荊杖鞭打的時候,從被打人身上有什麼要求不能實現呢?所以罪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用些假話招供,審案的官吏就利用這種情況,指出某種罪名,點明罪犯應該招認的罪狀,審案的官吏擔心案子報上去後會被駁倒退回來,於是便違法羅織罪狀,套上罪名,到了報告上級判罪結果的時候,即使是咎繇聽了囚犯的罪狀,也認為處死也抵償不了他的罪過。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審案的官吏違法陷入於罪、廣列罪名,玩弄法律條文把罪狀寫得十分明顯的緣故。因此審案的官吏專門苛刻嚴峻地對待犯人,殘害人沒有止境,辦一切事情都馬馬虎虎,不顧國家遭到禍患,這是世上的大害。所以俗話說道:「在地上畫一座監獄,也不進去;面對著木刻的獄吏,也不與他對話。」這反映出社會上痛恨獄吏的風氣,是很悲痛的語言。所以天下的禍害,沒有什麼比得上法官判案這件事。敗壞法紀,擾亂正道,使親人分離,道義不明,沒有誰比負責判案的官吏更厲害的。這就是我所說的秦朝的過錯有一條至今還存在的原因。」
「我聽說鷂鷹下的蛋不會遭到毀壞,然後鳳凰才會停留在樹上;犯了誹謗罪的人不會受到懲罰,然後才有人向朝廷說出有益的話。所以古人有種說法:「山林水澤隱藏著毒害人的東西,河流湖泊容納污穢的東西,美玉隱藏著瑕斑,國君能容忍辱罵。」願陛下除去誹謗人的罪名,用來招致懇切的忠言,讓天下人開口說話,擴大人們規勸、進諫的渠道,掃除造成秦朝滅亡的過錯,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減省法制條文,寬緩刑罰,用這些來清除治獄的積弊,那麼天下就可以出現太平的氣象,長期和平安樂,和天地一樣沒有窮盡,那樣,人民就太幸運了。」
賞析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就是說:秦之所以亡,有十個失誤,其中一個,到現在(即在路溫舒當時)仍然存在,即過分重視、重用「治獄之吏」。這些人,「上下相毆(驅),以刻為明」,「敗法亂正,離親塞道」。他們競相追逐,濫施刑罰,以「治獄」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結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處死)之計,歲以萬數」。
文章尖銳地揭露了封建法制運用「逼、供、信」的殘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謂「棰楚(以杖鞭撲)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訊來逼供,「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名義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麼罪,曉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實這中間無疑包含著「誘供」,以進一步陷人於罪。「上奏畏卻,則鍛練(煉)而周內(納)之」,就是說:怕上級批不准,必須把上報材料和報告寫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辦法有二:一是進一步對「犯人」進行逼供、誘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證」,使「成練者眾」;一是組織材料班子、刀筆文吏對材料進行精心的加工,對報告進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雖咎繇(同皋陶,傳說中舜時賢明的法官)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鐵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當時「治獄之吏」都「以刻為明」,是當時朝廷倡導的結果。朝廷利用權勢,大搞思想箝制、輿論一律,使執法「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個「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萬人的人頭就這樣滾滾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敵》劇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溫泉浴場的建議,觸犯了當地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被宣布為「人民公敵」。其實在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圍剿」的人中,並不乏同情之士,他們振臂「討伐」,心裡明白,悄悄地對斯多克芒醫生表示歉意——迫於權勢,「不敢不那麼辦」。「治獄之吏」,誘於「深者獲公名」,鑒於「平者多後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麼辦」。林彪、「四人幫」統治期間,當權者上下相驅,以「左」為明。「左」之深者獲公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於是重用、提拔有份;說公道話者多後患——輕則不信任,重則受株連。因此,自安之道,在於寧「左」毋右。於是乎上下競相「左」,極「左」思潮風行矣。看來古今中外,歷史的共性還是不少的,否則,兩千年前的作品怎麼會引起我們的共鳴呢?
矯治的辦法,路溫舒作為封建時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誹謗以招切言」,即讓人講話,國君要不計較臣民們的「謗言」,牢騷、罵娘的話都讓說,才能「開天下之口」,招來至切之言。他繼承了古代開明政治家反對「防民之口」(《召公諫厲王止謗》)的優良傳統,主張「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即可殺可不殺者不殺,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這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他把希望寄託於國君的開明,則有其局限性。路溫舒畢竟是封建時代的官吏,我們不可苛求於他。今天,我們不能象路溫舒那樣寄託於個人,而必須從根本制度上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