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記
注釋
- 品物:眾物,萬物。亨:通達順利。歲功:一年農事的收穫。三公:周代三公有兩說,一說是司馬、司徒、司空,一說是太師、太傅、太保。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稱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稱三公。為共同負責軍政的最高長官。唐宋仍沿此稱,惟已無實際職務。六卿:《周禮》把執政大臣分為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亦稱六卿。後世往往稱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為六卿。咎(gāo):通「皋」,即皋陶(yáo),相傳曾被舜選為掌管刑法的官。夔:堯舜時的樂官。噦噦(huì):象聲詞,徐緩而有節奏的響聲。金門:又稱金馬門,漢代官署門旁有銅馬,故名。
- 弭:停止,消除。眚(shěng):原義為日食或月食,後引申為災異。薦:副詞,表示頻度,相當於「一再」、「屢次」。禳:除邪消災的祭祀。厘:改變,改正。四聰:《尚書·堯典》:「明四目,達四聰。」孔穎達疏:「達四方之聰,使為己遠聽四方也。」
- 三時:春、夏、秋三個農忙季節。慆慆:紛亂不息的樣子。隳(huī):崩毀,毀壞。
- 棘寺:大理寺(古代掌管刑獄的最高機關)的別稱。
譯文
大理寺小官吏王禹偁撰寫此文,希望能把它記錄在待漏院壁上,用以告誡執政的大臣。
賞析
《待漏院記》是王禹偁為世人傳誦的政論性篇章之一。從題目類型上,這屬於「廳壁記」,實際卻是一篇充滿政治色彩的「宰相論」,以宰相待漏之時的不同思想狀態,將宰相分為賢相、奸相、庸相三個類型,褒貶之意非常鮮明,反映了他對現實政治的憂慮、批判與幻想。
文章開篇探究天道的運行規律、聖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對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書·武成》)的治道原因進行解釋,藉以導出宰臣勤於政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從而自然轉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則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時的整肅莊嚴場面,繼而以「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這個設問作為過渡,圍繞待漏之時宰相們的所思所慮所追求,將這批人分為賢才、奸才和庸才三個類型,勾畫各自的面孔與靈魂。宰相總理全國政治、經濟、軍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務,位高權重,能夠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從而對整個國家造成影響,亦即「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而如何保證相權的正當實施呢?作者把它歸結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為公則賢,「思」為私則奸;賢者「憂心忡忡」於安黎民、撫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薦賢才、斥佞臣、禳災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於復私仇、報舊恩、斂財富、陟同黨、斥異己、巧言諂容取悅君王;賢者居高官食厚祿而無愧,奸者不保於自身。這兩種人在思想上針鋒相對,對權力與責任的理解和運用亦截然不同,他們也會最終得到相應的獎懲。作者用對比手法分別刻畫二者的內心世界、表現其對帝王乃至國家政事的不同影響,以及各自的結局,使得賢相與奸相勢同水火的狀態更為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眼前。至於庸才,則只以寥寥幾筆為之勾勒臉譜,說他們既無過不必挨罵,又無功不受讚譽,成天隨大流,尸位素餐、濫竽充數、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導詩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張行文要明白曉暢,自然平易。《待漏院記》不僅在結構上具有對稱美,語言成就更為突出:以四字句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靈活押韻並自由換韻,充滿節奏美、韻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齊勻稱,又有紆徐之致。五十多年後,慶曆新政中失敗被貶的范仲淹寫下《岳陽樓記》,其中「先憂後樂」的警句固然與此文之中「夙興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構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記》的影子。
創作背景
此文大約寫於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當時36歲。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他基本擔任地方州縣官職。端拱元年,太宗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二年,拜左司諫,知制誥,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棘寺小吏王某為文」。
相關歷史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濟州巨野(今山東巨野)人。出身農家,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進士,曾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等職。他直言諫諍,三次被貶,仍守正不阿。他反對北宋初年承襲五代的浮華文風,提倡「韓柳文章李杜詩」。其作品清新淡雅,對北宋詩文革新運動起到了開拓作用。《待漏院記》一文作於宋太宗淳化初年,文章標題中的「待漏院」是指百官在宮門外等候早朝時休息的地方。漏,漏刻,古代用銅壺滴漏以計時。宰相及百官須待漏盡門啟而入朝,故稱待漏院。
宋代中央集權加強,但宰相的權力並沒有真正削弱,宰相和副相組成的集團有很大的實權。由於宋代科舉擴大,官員主要從進士中選拔,他們維護封建王朝統治地位的責任心很強。《待漏院記》一文刻畫了封建社會中以天下為己任和以一己之私利為出發點的兩類為官者形象,栩栩如生,活靈活現。
賢良之臣在待漏院等候皇帝接見時想到的是:「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厘之。」此時此刻,他們想的是如何使老百姓安居樂業,如何使四方少數民族歸順朝廷,如何使戰亂儘快平息,如何使荒蕪的土地得以開闢,如何使在野的賢人得以重用,如何將奸佞小人逐出朝廷。如果氣候反常,天時不正,災禍將至,自己寧可做出犧牲,願讓位於賢者以祈求上天消除災禍;如果那些殘酷的刑法不能廢止不用,犯法者屢禁不止,欺詐日生,便用禮儀去教育人們。想這些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這些官員系王事和百姓之事於一心,實屬難得。
奸佞之臣則不然,他們想的是:「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一句話,他們想到的皆是一己私利。正如作者所概括的:「私心慆慆。」而這樣做的結果則是,「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
王禹偁對兩類為官者的立場態度十分鮮明,所刻畫的忠奸兩種為官者形象惟妙惟肖、力透紙背,令人過目難忘。《待漏院記》讓人深切感受到王禹偁對國事的關切和對「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的批判。他從鞏固宋王朝統治的目的出發,提出宰相應忠於國事,勤於政務,使國家安定,百姓富庶,既闡明了宰相職責,也反映了中國古代士人的政治理想。
此文被稱為「垂世立教之文」,當今的為官者也可以將此文當做一面鏡子,對照文中描述的兩種為官者形象來反省自己,揚長避短、完善自我,走好為官之路。時下,各級黨員幹部的主流是好的,湧現出了許多楷模。這些「賢良之臣」廉潔奉公、勤政愛民、兢兢業業、樂於奉獻,是民之福祉、國之希望。然而也有極少數的為官者以權謀私、腐化墮落,成為民之災害、國之蛀蟲,敗壞了黨的聲譽,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嚴重危害。
《待漏院記》一文令人感悟頗多,願當今為官者都能細讀此文,從中吸取有益營養,加強官德修養,努力使自己成為「忠於國事、勤於政務」、百姓愛戴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