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 颂赞
译文
风、小雅、大雅、颂,是诗理的极至,颂是这“四始”的最后一项。“颂”的意思就是形容状貌,就是通过形容状貌来赞美盛德。从前帝喾时期,咸黑曾作颂扬功德的《九韶》等。从《诗经·商颂》以后,创作“颂”的方法就已经成熟了。能感化整个诸侯国的诗歌叫做“风”,能影响整个大国的诗歌叫做“雅”,形容当世的国家风貌来赞美当代功德的叫做“颂”。“风”和“雅”通常是写人记事,所以有“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颂”是用来禀告神明的,内容必须纯正美善。鲁国因颂扬周公之功而编成《鲁颂》,宋国因祭祀祖先而辑录《商颂》。这都是用于宗庙的雅正乐歌,不是宴会上常用的歌咏。《周颂》中的《时迈》一篇,是周公亲自写作的;这篇贤人写成的颂,为后人留下了典范。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达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秋时晋国民众用“原田每每”来赞美晋军,鲁国人用“麛裘而韡”来讽刺孔子,这些都是说而不是唱,以简短的话来进行讽刺。左邱明和孔顺,都把这种话当做“诵”来记载。这是有了变化的不正规的颂;颂本来是用以告神的,这种变化已渐渐用于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颂》,内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东西来寄托情意,又把“颂”的内容推广到细小的事物了。 秦始皇时代的石刻,都是为了称颂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汉代的惠帝和景帝时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颂产生。所以,颂的写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继不断了。如扬雄表彰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歌颂窦融的《安丰戴侯颂》,傅毅赞美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称述邓后的《和熹邓后颂》,有的学习《周颂》,有的模仿《鲁颂》或《商颂》。这些作品虽然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它们赞美功德、显扬形容,其基本法则是一致的。至于班固所写《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所写《西征颂》,就是将颂写成了散文,由于过分的褒奖而违反了“颂”的正常体制!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有“雅”的用意却写得很像赋,为什么如此玩弄文词而远离“颂”的特点呢!还有崔瑗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序文写得很好,而精简了“颂”本身的篇幅。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对颂这一文章体裁做了深刻的品评,但其中说在颂的作品中“杂有一些风、雅的内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义,这不过是徒然声张一些不合史记的议论,和古代对于铸剑可黄铜白锡相杂的谬论差不多。到了魏晋时期的杂颂,很少有打破传统的文章格局。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颂》为代表;陆机的作品,只有《汉高祖功臣颂》较突出。不过,他们的作品中褒扬和贬抑混杂在一起,这就是魏晋时期颂的演化。 “颂”的创作,内容要典雅,辞藻要华美。描写虽然近似赋,但不流于过分华靡的境地;严肃庄重有如“铭”,但又和“铭”的规劝警戒意义不同。颂是本着颂扬的基本要求来敷陈文采,从广义的意义上来确立内容。至于细致巧妙的描写,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变通。颂的写作,大致就是这样了。 “赞”的意思就是说明,就是辅助。相传从前虞舜时的祭祀,很重视乐官的赞辞,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说明的辞句。至于益帮助禹的话,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说明,都是讲明事情,用语气帮助言辞。所以,汉代设置鸿胪官,他在各种典礼上呼喊礼拜的话就是“赞”:这些都是古代留传下来口头上讲的“赞”。到司马相如进行写作,才在《荆轲论》中对荆轲进行了赞美。后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便借赞辞来进行褒扬或批评:那是用简要的文辞加以总结,用颂的体裁而加以议论;《史记》和《汉书》的最后,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叙传》作一总评,它和“赞”的名称是相同的。可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却把这种“赞”误称为“述”,那就差得很远了。后来郭璞注《尔雅》,在《尔雅图赞》中,无论是动物植物都写了“赞”,内容兼有褒扬和贬抑。这和上面所说魏晋以后的颂一样,也是赞体发生变化之后的作品。 “赞”原本的意义是人对事物的嘉奖,所以古代流传下来的“赞”篇幅很小,文体上必须由四言的句子构成,大约有十到二十句,需要作者极其简明地讲完并终结全文。“赞”这一文体的写作要点就在于此。“赞”虽然传承久远,但使用并不广泛,从大致分类而言,它可以算作“颂”的一个支派。 总结: 形容美德写成颂,赞扬功业写成赞;描绘形容和组成声韵,使文辞清晰而鲜明。 这样的颂或赞,虽然年代久远,它的美好却像清晨一样美丽。后世用颂赞来品评平常事物,往往就是炫耀辞采来作游戏了。